文|戴韡
国家二○一六年“两会”除决定经济大方向外,最令港人关心的,应是国家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关于香港形势和方针政策的讲话,以及相关信息。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小段谈及港澳问题、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会见了港区政协和人大代表团、杨洁篪参与了港区人大分组会议等报道,引起了不少港媒的重视。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揣摩或思考:一是关于中央政府的对港方针;二是香港对自身的定位。
中央仍重视香港
在香港近年发生了一连串可谓是“反中乱港”群体事件之后,以及本地激进分离主义抬头之际;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以及相信香港会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张德江则称:香港现在面临历史问题、现实和经济问题,香港问题放在国际大背景和历史长河中来看,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总体来看,中央表现很淡定,态度一如既往。
中央政府的态度应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应是中央认为香港局面在掌控之中。掌控原因一,是基于绝大多数港人都不愿意香港陷入动乱的态势,当然除了一小撮认为个人福祉与整体社会经济表现无关的群体。二是两地长期密切的文化联系;纵然本土主义抬头,民族凝聚力是存在的。回归后香港纪律部队的表现,就既体现了主权回归的事实,也反映了两地根深蒂固的文化联系。
其次,“两会”信息显示国家仍将长期重用香港。在上世纪中叶,香港曾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曾如同中国的眼睛和耳朵,中国通过香港接收外来的各种信息。如今,香港主权已经回归祖国,祖国国力更今非昔比,但香港仍可作为国家的窗口和窗橱。这样的思维方式,等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一些人说中央在香港的政策是给台湾作一个示范,我看中央更重视在香港搞“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
然而,中央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方针,是以多维方式进行的。毕竟香港也已回归祖国近十九年了,建制派希望成为执政党也并不是没有道理。每一名政治人物只能完成他那个时期的工作,而建制派要实现其愿望却仍需时间和努力。在实践上,建制派与其簇拥老人物,不如培养有能力的新星。
局势与愿景差异大
中央领导曾对港区人代、政协委员称,要多组织香港青少年北上了解国情。为了搞统战工作或发挥个别群体的积极性,讲那样的话自然是有道理的;但那样的行事方式,却完全不足以改变当前部分香港青年人的思潮。
张德江在北京会见港区人大代表时称,香港地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而不是靠搞街头政治出名,并希望香港不要蹉跎岁月。我过去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香港经济在今后三十一年间若持续发展缓慢,最终如果经济规模远小于邻近的深圳;那么到了二○四七年,香港能继续单独成为中国一个实施不同制度的城市,可能性是不大的。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都曾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拿当前香港和深圳作一个比较,香港金融行业在整体上仍处优势,香港不论在法规、监管、资讯、国际化水平还是市场的成熟程度,在内地都是领先的,估计这种优势也可持续一个历史时期。但香港创新和学习能力却尚待提高,那也涉及在金融行业中的部分领域。吸收了国外知识后的内地,远较香港更快或更容易地提高自己的生产率,那是因为内地经营成本较低、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充裕、而且市场庞大。近年,内地资金日益充裕;它的宏观经济管治正致力消除缺陷,管治水平提高后产生的能效也会举世瞩目。因此,即使在政通人和的情况下,香港提升竞争力的速度要与深圳齐肩,也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
在香港,反对党人士认为自己只会是终身反对派的想法,或许是合理的,因此他们会聚焦反对建制和政府施政,根本就没有想过可能执政后的经济建设。反对派与建制派在选举中玩的是零和游戏;在海外势力的纵容下,部分反对党人士更会以偏激的言行反对政府施政,是谓激进反对派。分离主义者把自己锁在网络或小众空间里议政,也容易孤芳自赏,言行日趋暴力。在往后的日子里,反对派与建制派权争的白热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眼前难以找到反对派与建制派间的调和馀地。
因此,纵然发展经济会是香港的出路,但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来看,走那条路却又非易事;那也是愿景或政策目标与现实的差异。
资深香港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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