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淮：社会整体理性与部分人“理性失据”

　　文|张定淮

　　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呈现的结果，是公民党杨岳桥以16万多票当选，民建联周浩鼎以一万票之差落选，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获6.6万票，得票率为15%。从这个选举结果的表面情况看，公民党似乎保住了因走温和路线的汤家骅辞职而留下的空缺，但并未显现出压倒性结果;建制派的周浩鼎虽未能夺得原来由“泛民”佔有的席位，但也取得了不俗的战果;持激进立场的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虽然只得到6.6万张选票，却显现出某种未来的“潜在”。正因此，香港社会有人津津乐道，断言香港未来政治的所谓“三分天下”的格局，即建制、“泛民”与激进。笔者以为，此言差矣!

　　“自由”脱离规则就是混乱

　　香港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由特性的社会。市民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充分的各项自由权利，这是全世界的人都有目共睹的。本次选举的结果也再次证明这一点。但自1997年以来，香港社会中总有人指摘说“中央要破坏香港的自由”。对于这一点，稍稍从良知出发作出观察的人都很清楚，这显然是一种成见。

　　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没有自由的民主是不能体现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而自由又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脱离规则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混乱，反过来又会危害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这个道理对于香港这样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而言，人们是不难明白这个道理的。

　　“一国两制”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国家统一。正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序言和总则的第一条中对此作出了十分明确的阐述。香港出现任何问题，都不能挑战这一底线。基本法的知识在香港普及得再差，市民也不至于不明白这个道理。香港社会中的建制派也好，“泛民”也好，即使在出现任何重大争议时，似乎也没有挑战过这一底线。显然，大家都还是有底线意识的。这是香港的整体理性的表现。

　　然而，在新界东的补选中，极端本土派所推出的参选人梁天琦，却公然提出了“港独”的分离主义口号，并在是次选举中获得了6.6万张选票。这种无底线的举动?实让人惊愕!对此，香港媒体做出了各种解释。总体而言，并没有持看热闹的态度，而是在试图寻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人认为，这是青年人冲动而形成的结果，并不代表6万多选民认同激进本土派的暴力路线;也有人认为本土派作为政坛新势力使选民具有新鲜感，对于青年选民而言尤为如此;还有人认为部分选民以将选票投给本土派的方式来抒发怨气、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以政改受阻的角度观察并评论这种现象的也大有人在。

　　无论原因如何，这种现象反映出当前香港社会存在的问题。

　　香港回归以来，社会整体理性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一个具有700多万人口且具有高度自由特性的大都市，社会存在不同声音，不同经歷的人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并作出自由表达，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自由表达是不是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说基本法是香港的宪制性文件，那么公开鼓吹“港独”是一种什么行为?对于这样的言论，虽然尚不构成事实犯罪，但香港社会是否应当发出强烈的谴责之声?

　　笔者贊同“梁天琦现象”的“青年冲动论”。这也可以从其幼稚的“不喝大陆水”之类的言论看出。笔者也贊同对6.6万张支持票的“表达怨气”的分析，因为要使每项政策都能得到香港700多万人满意是不可能的。众口难调，何况政府在施政过程中难免有失误，而自由社会中对政府的指摘又是一种常态。笔者还贊同政改的受阻与“梁天琦现象”的出现有?某种内在的关系，但香港社会应当注意，政改搁置的现实以及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始终没有偏离法治的轨道。

　　“无底线”举动毒害政治气氛

　　旺角暴乱后，香港社会整体理性对此予以谴责，即使对暴乱者予以所谓政治“同情”的人或政治组织，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予以“撑”，只能说些找原因的话，而梁天琦及其本土民主前线却以所谓“勇敢者”的姿态玩“搏位”，这显然是对香港社会整体理性的挑战。这种现象虽不足为惧，但香港社会对年轻人的叛逆性格所使然的这种无底线的社会撒娇举动，还是应予以高度警惕，因为它的确具有毒害香港政治气氛的作用，并可能使本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行为演变成违法并危及香港社会稳定和前途的举动。

　　新界东补选中出现的“梁天琦现象”使笔者联想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德国自由选举中出现的集体理性失据。笔者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又是一个具有重大缺陷的好东西。自由选举中出现部分人理性失据不构成对社会的重大威胁，但如果整体社会对此理性失据保持容忍，甚至推波助澜，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香港与内地具有共生性，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中央与香港的政治关系是十分明确的。以“搏位”的极端言论在香港这个自由社会可能能使极少部分人产生一时之快，但香港社会的整体理性思维终将纠正这种理性失据现象。否则，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和法律后果。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