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反对派的“改朝换代”能实现吗？

　　文|杨坚

　　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五届区议会选举后，反对派政治团体加快了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中，工党主席李卓人退任副主席，年仅三十五岁的胡穗珊接任主席;工党的另一名领导人、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改任副秘书长。

　　与此同时，反对派最大政治团体民主党内新生力量纷纷要求参与二零一六年九月第六届立法会竞选。该政治团体决定进行其成立以来首次内部初选，由其成员以投票方式来确定民主党参与第六届立法会分区直选和超级区议会议席选举的参选人。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共十四人报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以及另两名资深领导成员何俊仁、单仲偕等均未报名。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刘慧卿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她将于本届立法会议员任期届满后不再竞逐立法会议员;单仲偕在一个电台节目中称，民主党有新星，有信心顺利交棒。

　　先后进入“新老交替”

　　刘慧卿是否很快还会从民主党主席位置退下?反对派另一重要政治团体公民党的党魁梁家杰和主席余若薇在近期是否退居二线?笔者不欲揣测。无论如何，反对派各政治团体都已进入或者即将进入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值得关注的是，“新老交替”究竟只是反对派领导层年轻化抑或伴随政治路线修订?

　　一月二日，在香港本土主义运动中冒起的一名“新人”朱凯迪在《明报》“观点”版发表文章称：二零一六年可能是香港民主运动“改朝换代”的一年，所指的是，反对派不仅在人事上出现“新老交替”而且政治路线因“占中”运动而发生转变。

　　在朱凯迪的笔下，反对派已分为两个派别，一是传统的“民主派”，一是“占中”运动产生的“雨伞一代”，他认为“民主派”政治团体“让年轻人上位，换些新面孔”无济于事。该文以《不要和民主派躲在“温水”里》为标题，表明“雨伞一代”欲与“民主派”分道扬镳。他吹嘘：“过去一年，‘雨伞一代’自发地‘伞落社区’，发展不同类型的社区民主计划，积极参与区议会选举，让市民体验了政治创新的巨大潜力，也明白到除了煽动排外的‘仇恨/恐惧政治’外，香港人还可以选择自己社区自己救的‘希望政治’。”他寄望：“把握住区议会选举时冒现的社区民主苗头，让‘雨伞一代’通过今年底的立法会选战，在组织规模和政治思想上皆超越民主派，并透过竞争形成新的纲领和领导，与普罗大众一起突破政治困局。”该文结尾称：“二零一六年可能是香港民主运动‘改朝换代’的一年。结果如何，无人知道，但总比讨论民主派政党能否协调名单和换新人，有意义得多。”

　　的确，传统的反对派即所谓“民主派”已陷入前所未有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困惑。在政治路线上，反对派否定特区政府关于普选行政长官议案，将他们多年来一直贯彻的“唯普选路线”推入死胡同，却无法找到新出路。在思想上，反对派既同“本土”势力心有灵犀，却囿于选票无法在对待“本土主义”“去中国化”思潮上取得共识。

　　以工党为例。这是一个在反对派政治光谱上靠近最激进一端的政治团体。其新任主席胡穗珊向媒体表示，工党未来两年将思考本土路线，也会继续为新移民争取福利、继续关注内地人权状况。她承认，这是两种似乎互不兼容的愿景，但她形容“本土”不应当是“铁板一块”，工党的所谓“本土”是为香港在香港与内地关系中争取更多话语权，不是欲将香港居民和内地居民置于相互排斥的境地。她称工党有责任向香港居民解释，不应将矛头指向比自己更弱势的新移民。

　　未必伴随路线转变

　　再以民主党为例。一月三日《明报》副刊发表两篇关于民主党的评论，耐人寻味的是，该报编辑以《迷路的鸽子》为标题所写的引文称：“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会从立法会退下的同时，连番表示愿意继续为国家服务，很多人听出鸡皮，网上又热议了好一阵。”“不过，新时代终究逃不开中国，‘白鸽党’内羽翼渐丰的少鸽乳鸽，要如何打开新时代，创新事业?对中央政策的态度如果转舵，要往哪边?”

　　至今，公民党对待中央依旧表达强硬立场，也许这是这个反对派重要政治团体领导层的“新老交替”落后形势的底蕴。

　　不实行领导层“新老交替”，不可能摆脱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困境。领导层“新老交替”，未必伴随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转变。反对派阵营中的“民主派”如此，而所谓新的一派——“雨伞一代”何尝不是这样?

　　朱凯迪上文甚为蔑视“民主派”，也含蓄地承认，“煽动排外的‘仇恨/恐惧政治’”不为“雨伞一代”所追求。但是，究竟什么是“香港人还可以选择自己社区自己救的‘希望政治’”，未做任何阐述;他只能表示：“二零一六年可能是香港民主运动‘改朝换代’的一年。结果如何，无人知道，但总比讨论民主派政党能否协调名单和换新人，有意义得多。”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