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兴洲：反对派“违法达义”是对法治的践踏

        文/孔兴洲

　　踏入十二月，距“占中”清场也快满一年。这场打着“公民抗命”旗号的极端政治行动，最终难逃被民意唾弃的命运。在刚结束的区议会选举，“占中”更成反对派候选人的“票房毒药”，人人避而远之。然而，反对派这种“违法以达义”的思想并没有消亡，反而变本加厉，幕前幕后的反对派政客，意图以此来煽动年轻人去行违法之事，不断替其政治目的服务。在港大校委会泄密事件当中，更是公然替违法行为撑腰，其言行之极端与理由之虚伪，无异对香港法治的又一次践踏。

　　“致敬泄密者”是侮辱公众

　　“占中”过后，许多市民以为，反对派能吸取教训，回到理性立场去面对争议问题。然而，事实却是，反对派根本没有放弃通过违法来达到政治目的想法。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物，只要他们看不顺眼、只要不符其要求，事必以鼓吹违法、违规、违例去达到目的。在港大校委会事件上，原本是保密的会议内容，却一再被人录音并泄露。对于这种明显违规的行为，反对派一众大佬不仅没有任何反思，反而以各种理由去替泄密行为辩护。

　　上周末，港大校友关注组发起集会，近百人出席，多名政界及法律界等知名校友到场支持，包括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时事评论员程翔等，明言反对中大前校长李国章成为校委会主席，忧虑港大进一步撕裂及教育政治化。李国章昨在截稿前无回应。当中，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批评校委会，并称，披露校委会会议内容的学生会会长冯敬恩日后被追究，自己会向冯免费提供服务作协助。而时事评论员程翔更称，自己要向泄漏录音者“致敬”，认为因此才让人知道校委低水平，并忧虑港大在陈文敏一事的寒蝉效应下，自此步向“大陆化”，教育须为政治服务，尤其是文科、社会学科等学生，会怕抵触大陆学术观点，云云。

　　公众看到，明明是破坏保密原则泄露会议的恶行，却被包装成反抗权力的“正义”之举；明明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为规则，却要践踏以满足一己私利；明明是以在向港大校委会施压，却要说成是维护学术自由。无视法律法规，正名甚至美化违法行为，已成为反对派的常态化言行。然而，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香港将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城市？当法律无人遵守，当规则无人尊重，当社会行之有效的制度被刻意破坏，则还有什么能维持香港的良性发展？

　　所有这些，破坏法治与社会秩序，却能包装成“正义”与“民主”，实是从两年前开始。“占中”始作俑者戴耀廷在《反思公民抗命与法治》文中称：“法治理论，把法治分为四个层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以致‘违法达义’的‘公民抗命’。”而反对派文人练甘更在《“违法达义”的中外传统》称，在一些特殊情况底下，一种不以推翻整个社会秩序为目的，一种局部的、规模较小的“违法达义”行为，就是所谓的“公民抗命”。当一个社会的秩序大体还是好的或可接受的，而只是在某一环节出现严重问题，受太深的成见、太多的既得利益所左右，长期无法解决，则进行“公民抗命”就是唯一出路，义不容辞。

　　显然，这种“违法以达义”已经成为反对派政治行动的“利器”。他们以“达义”之名，去行“违法”之实，以此来煽动、蛊惑年轻人去冲击现有制度、冲击社会秩序，而且还能冠之“义不容辞”！然而，当反对派以为可以“无往而不利”时，民意必然会给予沉重的打击。

　　违法以达极端自私之义

　　前日《信报》刊出社论《“违法达义”经不起时间考验》指出，“违法达义”乍听之下正气凛然，然而经不起时间考验。刚过去的区议会选举有两个饶富兴味的特徵，一是各党各派的新生代纷纷抬头，八位经历过占领运动洗礼的“伞兵”旗开得胜当选了；二是所有当选区议员的新生代没有人标榜占领运动。部分当选的“伞兵”事后明言，避谈占领运动乃刻意为之的策略，因为此事虽然可以吸引一定票源，但同时却会流失更多的票。易言之，“违法达义”的占领运动是“票房毒药”（起码不是卖点），其不得人心之处乃破坏社会秩序，并损害他人的正常生活和生计。

　　如果“违法达义”的“占中”得到公众支持的话、如果“占中”是一场成功的所谓“民主运动”的话，那么，区议会选举必然会是以反对派大胜为结果。但事实如何？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几乎所有反对派候选人都“收起黄伞”，对“占中”噤若寒蝉。那些胜选的反对派，没有一人是靠宣扬“占中”而击败对手的。相反，那些极少数打正“占中”旗号的反对派，全都以惨败收场。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问题。

　　今天反对派可以包庇、美化“泄密者”，明天他们同样可以包庇、神化更严重的罪犯。今天反对派“致敬”违法者，明天他们同样可以“致敬”叛国者。反对派眼中已无是非，只有选票与政治利益。一场港大校委会风波，让公众进一步看清反对派践踏法治、唯利是图的本质。他们“违”的是香港行之有效的“法”，“达”的却是反对派的极端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