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亭：放弃“让步”幻想 回归务实理性

       文/李继亭

　　政改涉及特区政制的重大变化，更是经过长期的研究及公共咨询，岂能如此儿戏说改就改？但到了现在反对派还在散播“中央会让步”的消息，与其说这是天真无知，不如说这是狡猾的政治算计、是推卸责任的政治伎俩。要沟通，中央大门一直打开，从没有关上，不合作、不参与、不回应的是香港的反对派；但沟通并不意味着政改原则的改变，在涉及重大的主权与管治权问题上，中央已是让无可让。反对派真心诚意沟通，请他们放弃或者说停止“中央让步”的幻想，回到政治与民意的现实，以理性务实态度审视当前的政改方案。

　　反对派散布这种“中央让步”消息，显然是经过精心部署与安排的，实际上是政治传播学上所谓的“民意期望管理”策略。其幕后策划者抓住一些中间选民的心态，同时又故意曲解二零一零年政改过程，让部分市民以为，“到最后一刻中央会让步”。反对派以为，经过这样的政治宣传，到了投票之前的一刻，中央便会迫于压力而“跪低”，接受其政改建议。反对派的这种策略，如果用在一些小议题之上或许能见效，但在政改重大议题上，则注定会失败。

　　二零一零年的政改，中央在后期作出一定的让步，但这种所谓的“让步”并非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不断的互动过程的，同时也有特定的社会背景。首先，两次政改的性质不同，五年前的政改，涉及的是立法会的选举，立法会有七十个议席，用通俗一点的话说是“让部分席位给反对派”体现善意，并非不可。但此次是涉及特首普选，特首只有一个，一让就是整个特区的实质管治权，如何让得了？前者是“量”的变化，这次是“质”的改变，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政改方案推出之前，已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非常清晰的决定，不存在模糊之处。某些反对派提出的提名委员会“公司票变个人票”，并非轻微的组成或选民基础的变化，而是本质上改变了提名委员会的性质。这是根本性改变，而不是小修小改，如果这么重大的内容可以如此随意说改就改，那么过去一年多来的咨询岂不白做？站在中央的立场去看，日后又有何政治威信？所以，这不是不愿意让步，而是让无可让、退无可退。

　　最后，当年民主党敢于沟通勇于承担责任，与中联办直接商讨，这意味着，双方是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的互信基础，但如今“泛民”已走到了一个极端，“占中”以“颜色革命”方式意图挑战甚至推翻中央的管治权，失败后又没有作出任何修补关系的措施，在没有一人能有诚意情况，如何能叫中央相信？

　　因此，二零一零年的政改完全不同于此次，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反对派应当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央不会再作原则性让步，提名委员会“公司票变个人票”更是不可能，而所谓的“押后表决”，也于现实不符。当然，相信中央愿意继续倾听香港各界的意见，包括反对派的意见，但反对派也应同时释出善意，推动政改的通过。

　　昨日，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在深圳出席完座谈会后，他明确指出：“关于8．31决定也好，现在普选方案也好，我想你们（记者）每天都在问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答案是一定的，而且是明确的，没有修改空间！”张荣顺解释，政府提出的是一个“好的方案”，值得大家去支持，而且反对派支持方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据了解，这个问题他亦在闭门会议的提问环节自问自答地解释，强调即使反对派要否决政改，都不可能令中央作出让步。

　　至于“白票守尾门”方案，张荣顺进一步指出，香港目前出现一种政治文化，不是积极做成一件事，而是要让事情办不成。如果实行“白票守尾门”，便会出现有一组人想当选、另一组人叫大家不要投票或者投白票的情况。他在会议中指出，不採纳“白票”方案，另一个原因是防止反对派为反而反，令行政长官选举搞不成。他认为，香港社会不能搭建这种政治平台，必须改变当下的政治文化。

　　张荣顺或许不能完全代表人大常委会，但他在此时此地说出的话，无疑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方的真实看法。反对派如果连这一点也听不明白，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恶意的对抗。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曾指出，目前的方案是最好、最民主的方案，现在也是二零一七年普选的最后机会。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日前在英国报章撰文也说得好，他指出香港普选方案不是“好过没”，亦非“次优”，而是现在的最好方案，将为香港带来真普选、真民主。他并提到，有一些英国朋友问他，中方为什么不松一下口，明确表示2017年不是香港民主的终点，以利于反对派能接受目前方案？他很直接地告诉对方，任何法律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与时俱进，只有首先实现了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才谈得上今后根据实践情况和社会发展变化，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对普选方案加以完善。刘晓明并反问对方，难道香港几年之后还要再陷入五年一次的政治争拗中去，重蹈过去十年香港发生的政治乱象？

　　反对派是时候停止政治攻击的宣传伎俩，放弃“中央会让步”的幻想，用理性态度回应香港市民对普选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