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坚
10月15日凌晨,香港警方在清理金钟龙和道路障以恢复交通时,遭遇“占中”分子强烈阻挠。从本港媒体现场摄录的视频可见,公民党成员曾健超从高处向警察倾倒不明液体,稍后,曾健超被警员抬走,在暗处出现被殴打镜头。10月16日,特区政府有关机构宣布对有关7名警员停职展开调查。
警员如果过分施用暴力,应予批评,如果涉嫌违法,必须惩处。但是,参与非法“占中”者曾健超之恶劣行为,不能因警员出错而被包庇。10月15日夜,反对派举行集会,与会者打出“黑警”的标语,是公然污蔑香港法治守护者。
以数千人计的警力对付数万人计的“占中”,经过日以继夜持续逾两周的第一线抗衡,香港警员再年轻精力再充沛,也不免困顿。面对罕见压力而身心极度疲惫,个别警员行为过火,虽然错,却容易理解。令人不得不悚然而警惕的是,偌大一个香港,竟然没有一位不论来自何界别的德高望重之士,站出来为警员说一句公道话!
西方政治势力加紧渗透
香港政治形势剧烈变化。反对派不仅走上以“公民抗命”为掩饰的非法抗争之路,而且在立法机关展开全面“不合作”,相互配合,空前严重地削弱特区政府管治权威。如果特区警察的名声被诋毁,那么,莫说社会正常运作很可能难以维持,即便居民正常生活也很可能无法保障。
亲反对派的所谓主流媒体对曾健超事件大做文章,却对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担任秘书长的职工盟被揭露长期接收外国捐款轻描淡写。
10月13日,自称“旺角脑场起底组”的网民,上载一批与职工盟有关的文件。文件披露:从1994年起,职工盟,每年都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旗下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申请捐助,估计过去20年共收取逾二千万港元,其中,实报实销款项达一千三百万港元。披露的文件提及,职工盟向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申请逾15万美元以资助今年10月至明年9月底一连串争取工人权益的行动。该份题为《推展香港民主和工人权益》的文件称,职工盟是香港其中一个领导组织,并提及香港“泛民主派”与北京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加剧,“占中”运动等持续,反映香港居民对现实不满。这是外部政治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炮制“颜色革命”的又一项胜于雄辩的实证。
香港特别行政区呈现民粹主义向无政府主义演变之趋势,这在相当程度上同西方政治势力加紧渗透香港、操纵香港反对派相关。环顾全球,那里有超级大国干预,那里就很容易出现无政府状态。
就在如斯背景下,10月17日,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系讲座教授吕大乐在《明报》“观点”版发表《明日之后》,称:“在馀下的日子里,特区政府难以有效施政。”“如何搭建一个新的平台,来为香港社会打造一个毋须特区政府参与的民间自救议程,是当前甚有迫切性的头号大事。”“如何在不预留一个席位予特区政府的情况下(因为它的存在只会将人的视线放在它的施政之上,令讨论范围收窄,更会触动情绪,不利认真探讨问题),来一次开放的集思广益,把各种新议题、新期望都摆上议程,整个香港社会来经历一次‘寻找灵魂’的过程,是值得认真想想的事情。”
我不怀疑吕大乐教授爱香港为香港?想之心,但是,如此公然提倡“无政府主义”,很可能产生违背吕教授初衷的后果。
维护特区政府有效管治
特区不可能一日没有合法政府,也不可能让一个合法政府“虚位”。坦率地说,特区政府设想由一位大学校长来主持政府与学联关于特区政改议题的对话,已透露自贬管治权威的信息。如果香港未来几年重要事宜均由一个排除政府的民间平台来讨论而形成政策主张,岂不是等同香港事实上没有政府?
尽管吕大乐教授所设想的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鉴于特区政府权威的确遭遇空前严重的挑战,必须有切实可行措施来维持特区有效管治。事实是,反对派越激进越诉诸街头非法抗争和立法会“不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重心越向中央倾斜。
9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决定翌日,本报评论版刊登《管治重心的根本转移》,称:“中央对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决定公布后,香港的反对派将会作出激烈反应,包括采取占领和瘫痪中环的非法行动,是有充分准备的。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特区由‘承前’向‘启后’转变不可能不经历动荡,这是香港政治重心根本转移不得不支付的代价。”
10月14日,在“占中”行动超越许多人预期、香港若干重要人物表现得进退失据之际,有媒体披露,中央无惧“占中”、在关于特区政制发展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毫不动摇的重要信息。只要反对派敢于不断攻击和削弱特区政府权威,那么,中央就会坚决行使其宪制权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