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占中”已彻底摧毁香港核心价值

  文|刘乃强

  “佔中”以来,香港社会的变化相当明显。朋友反目、脸谱绝交等案例不断。晚上坐港铁经过旺角等“佔中”重灾区,空气中也多了一分凝重,偶尔传来一声呼喝,就知道“佔中”和反“佔中”的人又在吵架了。即使远离“佔领区”,戾气也瀰漫,市民争执也愈来愈普遍,几天以来我在街上多次目睹陌生人用难听的脏话互骂。吵起来的原因往往和“佔中”没有直接关系,但大家实在是累了。如果你是因为小孩幼儿园停课而需要请假照顾的家长,或因为道路被封而生意大幅减少的小店东、又或者是因为交通不便上班时间增加大半小时的上班族,你也可能会为了一点小事在街上和人对骂。

  个人主义的滥觞,认为个人意志能战胜一切,让我们忽略了群体压力与社会气氛对个体的影响。有传媒报道,一位精神科专科医生透露近期接获10多宗因社会政治气氛诱发精神问题的求助,而警察、常和朋友争论的人及情绪病患者,是最易受困扰的三类高危人士,预计精神病发个案会在两个月后渐增。可是,面对这样的资讯,“佔中”支持者仍然会嗤之以鼻,认为是亲中媒体夸大抹黑。

  说到底,整个反对派就是要把个人放到无限大。在他们的论述之下,歷史不过是等待民主来临的前现代,法律不过是“玩弄学生和市民的花招”(学联语)。至于国家和社会,更是可有可无的小玩意。

  “给赞”的网络文化,与某洋快餐的广告词“我就是喜欢”同出一辙。垃圾食品又怎样?我就是喜欢!喜欢跟不喜欢,取代了对错。很多人忘记了他们喜欢的,不一定就是对的。相反,对的东西,往往不一定招人喜欢。大家为了在社交媒体上多获得几个“赞”和“分享”,失去了自我和判别是非的能力。

  我们或多或少低估了这次“佔中”运动参与者的坚持和毅力,但如果他们因此觉得这次行动是一个胜利,则大错特错,因为他们也大大低估了社会上反“佔中”的声音。正正因为很多港人反“佔中”,朋友们才会反目,社会才会撕裂至此。这么多人反“佔中”,总不会全都是“五毛”和“黑社会”吧。

  网络上,“佔中”人士动辄声称反“佔中”人士讲话有口音,简直是混帐!先不说老一辈港人(包括不少这些愤青的父母)讲话就有乡音,退一万步讲,难道新移民就无权反“佔中”,内地人又无权反“佔中”?支持“佔中”的内地人就叫“公共知识分子”,反对“佔中”的内地人就是“共产党走狗”?这是哪门子逻辑?

  可惜的是,“佔中”人士没有透过这些问题进一步思考运动何去何从。当“佔中”人士看到很多港人反对自己主张,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他们有几个选择。比较合理的选择,就是听取不同意见,调整自己的诉求和策略。最后,他们选择了坚持己见,打击异己。行文之际,新闻报道政府取消与学联对话,学联指责政府“漠视港人意愿”。学联一句说话,就把我和数百万人从“港人”中排除掉了。这样的说话方式,我们这一代人都很熟悉。在文革的时候,你要不是人民,要不就是人民的敌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佔中”失败的地方,在于它彻底暴露出“民主”最可怕的一面。从网上的视频和信息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经某些主流媒体所美化的所谓和平理性,反而更多是最原始和卑劣的丑陋人性。建制派以前宣传民主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代价,很多港人当时不以为然,现在他们都有了真切的体会:原来真的如此。

  戴耀廷等本来计划要佔领的地方是中环,现在“遍地开花”,中环受的影响却最轻微。中环的金融机构有接近两年的时间,已经作好了充裕的准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相反,旺角和铜锣湾等地方的小商户既没有被提前通知,又不像投资银行一样可以遥距办公,损失惨重。原来还有那么一点点反对财团垄断意味的运动,弔诡地以劫贫济富的方式告终,难怪城中富豪都气定神闲,坐着看戏。

  可以预料,“佔中”过后,会是民主的低潮。“佔中”运动不但不能达到“梁振英下台”和“人大收回决定”的诉求,更让社会大众闻“抗争”色变。香港从此被分为“蓝营”和“黄营”,大家心里留下了一条刺。警察威信受到严重打击,对香港社会未来的社会治安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新晋学者和评论员袁弥昌世侄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非暴力斗争及公民抗命所使用的办法,从来都不是靠直接策反人民,而是透过动摇其服从性而间接产生效果的。亦即使说外国势力根本没有必要直接利用或煽动一般港人,只需改变其服从模式便可。“佔中”成功地改变了大量港人的服从模式,使他们不服从、反抗和不理睬政府的法律和法规。港人发现,三数十人原来即可佔领一条主要干道,虽然政府已经定性佔领行为非法,但佔领者竟可以检查警察车辆和公务员证件。

  法治这两个字,在香港从此再也没有意义。香港输了。破坏香港核心价值的,正正是口中嚷着要保护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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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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