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港管治施政受全面考验

2014-09-22 10:49:14|

来源：大公网|

　　从今天开始，香港一部分大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罢课；到9月26日，一部分中学生加入罢课以示呼应，后者预定一天，对于香港政局的意义，却不逊于前者。

　　按现代社会一般观点，大学生是人生“成年”的开端，开始享有选举权，投身政治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学生则不同，即使是中学最后一年即将升上大学，仍然是“非成年”，关心政治是应当的，投身政治则需要考虑方式。香港对于大学生罢课和中学生罢课，在法律上都没有禁止，但在校规上是有明显差别的，此所以9月13日宣布中学生罢课一日时，有关人士特别说明，中学生罢课不代表放弃学习，9月26日参加罢课集会时，将会有大学教授举办街头教室向罢课中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并将会有“回条”供罢课中学生交回学校以确认学生是得到家长同意而罢课。

　　让学子打头阵用心险恶

　　为反对派所利用，一部分中学生参与罢课，是同他们在两年前为反对派所利用、参与反国民教育风潮一脉相承的。今天，参与大学生罢课，正是当年利用课馀时间参与“佔领”特区政府总部前空地的合乎政治逻辑的必然演进。

　　9月14日《明报》在A2和A4分别刊登关于大中学生罢课计划和10月1日很可能“佔领中环”的行动部署，不是一种巧合。让香港的莘莘学子以罢课打头阵，紧接?就利用“十一”游行之机实施“佔领中环”行动，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的用心不可谓不险恶。

　　香港坊间有一种观点，淡化“佔中”行动的可能规模和持续时间，其动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特区政府应当客观而全面分析政局，既估计“佔中”不甚严重的可能性、也估计“佔中”严重的可能性，分别做相应预案。

　　毋须讳言，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所面对的管治和施政困难是空前的。除了应对“佔中”及其他来自反对派的激烈行动外，另两个重要挑战是──如何引导政改第二阶段咨询；同时，努力推进关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政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是出乎特区政府相当一部分官员的预期的。他们表示支持，但需要认真领会。领会需要时间，需要经歷内心激烈的挣扎。然而，政局演变之快，容不得有关官员慢条斯理，容不得差错。

　　香港的电视台正在播放一辑由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製作的宣传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广告视频，内容是：第一任行政长官由400人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二、第三任行政长官由800人选委会选举产生，第四任行政长官由1200人选委会选举产生，香港几百万合资格选民只能从电视直播中观看；到了2017年，全香港合资格选民能够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第五任行政长官。

　　尽管宣传尤其广告式宣传不免渲染的成分，但起码的常识是，不能令人产生误会。2017年可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但能否实现尚在未定之天。以政局演变来判断，很可能是无法实现。因此，既不宜断言2017年全香港合资格选民能够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也不宜过分贬抑现行选委会。

　　政改咨询专责小组固然是专责第二阶段公众咨询，但是，对于精力和时间如何分配，至少政务司司长是需要全面考虑的，因为她还同时承担特区政府全面的管治和施政的繁重任务。

　　9月15日《明报》在A6刊登9月14日“佔中运动”发起“黑布行”的消息，A4则发表关于香港有青年为符合申请购置居屋的入息条件而向僱主要求降职减薪的新闻。我不知道《明报》编辑将这两则信息同时发表有何深意，因为后一则不是9月14日发生的事情，不一定9月15日见报。然而，我是产生了联想。

　　果断遏制“佔中”发展经济

　　9月13日，一位北京朋友出席香港一个研讨会被记者问及中学生拟罢课时，以内地上世纪60年代红卫兵教训相规劝。当年红卫兵完全是出于政治热忱。而今，香港青年“反叛”，不仅基于政治信仰，而且出于对生活不满。当青年人为了生活而不惜“向下流”时，他们中间必定滋长对社会秩序叛逆的心理并诉诸偏激行为。

　　与其花过多精力争取若干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支持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政府议案，与其让香港居民（选民）陷于2017年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的憧憬，不如果断遏制“佔中”，将施政重心移到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上来。本届政府在解决地产市场问题上已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取得不可低估的成绩。但是，地产市场依旧“泡沫化”，中长期土地和房屋供应仍然不足。何况，最低工资评估和全民养老保障等等棘手议题纷至沓来。

　　9月12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指出：“世界正经歷复杂的过渡时期，其特点是，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在转型，世界格局多极化正在形成，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增多，地区和国际安全威胁增长。”外部环境演变，加重特区政府管治施政困难。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