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香港政治 自发抑或自觉

　　10多年前，我就得出一个观点：香港政治大体处于“自发”而非“自觉”状态。

　　第一，香港政治团体尽管不乏以“党”来命名，如民主党，有的甚至模仿西方若干国家政党，既设主席又设党魁，如公民党，却都是成员寥寥以数百名计。

　　第二，所谓“民主派”或“泛民主派”尽管在歷次立法机关选举中得到约六成选票支持，但是他们与选民之间的联繫十分松散。

　　第三，香港居民（选民）有政治倾向甚至比较明确而坚定的政治立场，却大多还不愿意加入政治团体，甚至相当一部分合资格选民或者没有登记成为选民或者缺乏行使选举权的习惯。

　　于是，在2003年“七一游行”中，就出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数十万人因为种种不满而聚集一起加入反对派发动的示威游行，却没有转化为进一步的集体政治行动。

　　爱国爱港阵营中坚力量，在成员人数以及同支持者的联繫上超然于反对派政治团体，也远远领先于爱国爱港阵营其他政治团体，但是，以领导层的政治水平、尤其以是否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来衡量，尚处于由“自发”向“自觉”转变阶段。

　　反对派不懂“一国两制”真谛

　　一国或一地政治自觉，总是由政治团体（政党）来标誌。政治自觉未必政治正确，未必政治成功，也不能简单地以政治团体（政党）成员绝对人数或者相对于人口比例来衡量。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政治自觉与自发的分界在于：是否培育了成熟的政治团体，其中，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的政治团体是否佔居了政治主导。

　　由政治自发转变为政治自觉，靠政治歷练亦即持续地投入政治斗争。自2003年以来，反对派一直争取尽早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都由普选产生，有理论——西方政治学说，有样板——所谓“普世价值”和“国际标准”，似乎已达政治自觉的境界，其实，不懂“一国两制”真谛亦即不懂处理香港与国家关系，仍属于政治自发。

　　2012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短短不足20天里，反对派精心策划实施了反对国民教育的突袭，在战术运用和战斗组织上取得了成功，只是单一例子。在关于行政长官普选的政改决战第一个战役中，他们错误评估形势，在中央强有力决断下陷入进退失据，证明他们仍处于政治自发状态。

　　于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作出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批评“泛民主派”不学英国当年同中国谈判香港问题的策略，只知一味同中央对抗，以为靠“佔领中环”之恫吓能逼中央让步。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也公开对“泛民主派”不懂软硬兼施来同中央对话表示失望。

　　耐人寻味的是，9月5日，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接受《明报》专访，在被问到有否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失望时，曾钰成没有正面回应，却承认他本人过去想法可能太天真、理想化，那就是，他以为中央和“泛民主派”有共同落实普选的理想和使命，可以加深瞭解和信任，共同制订普选方案。然而，他依然认为：“一国两制”要成功，中央与“泛民主派”需要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泛民主派”要承认中央有宪制权力，中央也要尊重、接受“泛民主派”在香港的代表性，他们获得相当一部分香港市民支持。

　　坦率地说，曾钰成没有从他承认的“天真”和“理想”中醒悟，他依然陷于以现实为基础打造香港政治前景的矛盾中。如果“泛民主派”不改变对抗中央的政治立场，准确地说，如果“泛民主派”不缩小为一个对抗中央的小政治派别而失去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选民）支持，那么，“一国两制”就无法由现在的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转变为认同和接受“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一国两制”就将继续遭受反对派不可低估的挑战和破坏。

　　爱国爱港阵营需政治自觉

　　另一方面，爱国爱港阵营也需要提高政治自觉。过去一年半，为什么出现一些被他人贴上“温和建制派”或“开明建制派”标籤的政治人物或公众人物？为什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决定前夕，还有属于爱国爱港阵营的公众人物或政治人物公开要求中央不要在决定中“落闸”？他们的愿望也许是好的，但是，以政治自觉来衡量，无疑是不合格的。

　　9月8日，“保普选反佔中大联盟”召开记者会，宣佈设立热线，呼吁市民举报鼓励学生罢课和参与“佔中”者。媒体报导，有大联盟成员和爱国爱港阵营中坚分子称，大联盟不是要展开新一轮群众运动，而是目睹有人鼓吹中学生参与罢课和“佔中”，情况令人担心，才决定设立举报热线，现时仍未决定下一波行动。反对派立即指责大联盟设举报热线是实行“白色恐怖”。这固然是污衊。然而，“罢课”与“佔中”性质是有区别的，前者不违法，后者则违法。有关做法应深思如何符合政治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