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反对派拉“外国势力”对抗中央太天真

　　文/刘乃强

　　在金钱的操控之下，主流媒体的评论文章已经沦为投资者的喉舌和政治工具，内容千篇一律、脱离事实，早就失去可读性。这造成了一个弔诡的现象：抵抗力弱的人，报章越看得多，人会变得越傻。入世未深的学生首当其中，成为了主流媒体洗脑活动的最大受害者。过去学校鼓励学生看报，并协助提供订阅计划，实在是助桀为虐，今天不知道是否还是如此？

　　其实，在新媒体的年代之下，香港仍然拥有很宽阔的舆论空间。老朋友文灼非的新网站“灼见名家”于9月12日上线，提供精彩独家报道和其他原创内容，值得关注。其他一些网络媒体的内容，即使总体上比较接近反对派的理念，但思想的频谱更多元、批判和反思性亦强很多。一些只针对个别群体的传统媒体，例如《亚洲週刊》，在这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提供了宝贵的另类意见。只有当这些声音能传播得更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港人才能真正理性持平地思考当下本地、国家和全球的政经问题。

　　最近各方都正在为“佔中”的失败进行分析。其中，袁弥昌在《亚洲週刊》的文章“香港政改之争的战略分析及展望”可谓一针见血，指出“在论述方面，泛民为将抗争升级而引入非暴力斗争和公民抗命，这样一来，便无可避免需套用西方非暴力斗争的论述，平白暴露出一大弱点。使用非暴力斗争的理论和论述，除会令外界质疑外国势力在香港社会植入‘木马病毒’，复製‘颜色革命’外，更重要的是，非暴力斗争的论述过度僵化，根本就不适用于现时香港社会：假如香港是由军人独裁统治，没有自由，没有法治，那么笔者也会效法非暴力斗争的方式推翻现政府。只不过正如不少人也提出的，香港不是当年甘地的殖民地印度，条件完全不一样。在这环境下发动公民抗命和非暴力斗争，只会白白造成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倒退─法治、稳定、对自由的错误诠释、与中央的关系，甚至连中美关系也会受到影响”。

　　的确，“佔中”（之前）所谓瘫痪中环的“自残”方式，难以撼动今天庞大的中国经济，唯一的威力仍然在于希望引起国际同情，换句话说就是希望外国对中国施压。但戴耀廷等肤浅的港人老想不通，中央政府固然不想在香港闹出丑闻，但如果选择的另一边是拿着美国钱的黎智英扶持的一个木马政府，它也绝对不会接受。在国际上“丢脸”和政权受到威胁之间，中央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反对派出于种种原因，一直不愿意和阵营中“港独”、“反共反华”和“勾结外国势力”的元素切割，是整个反对派为何找不到出路的根本原因。

　　问题是，国际社会真会“同情”香港吗？“佔中”可以天真，但“外国势力”却绝不糊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于9月10日至16日赴英国同奥斯本财政大臣共同主持第六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赴法国同萨班财政和公共帐目部长共同主持第二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英国政府9月12日称，中英两国将签署价值24亿英镑的商业合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日前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道，赖斯确有提及香港的政改问题，但她的说法温和，表示普选就是“一人一票”，并没有提及提名机制。

　　正确检讨“佔中”到现在为止为何失败，无论对爱国爱港阵营，还是反对派，都有即时的现实意义。毕竟戴耀廷等已经强烈暗示十月一日“去饮”，虽然一日和二日是假期，而大家普遍也不相信大规模的运动能坚持多日，但局面仍然存在着很大变数，我们绝对不能松懈。

　　很多有关“佔中”为何失败的分析，都不约而同提到了运动的“中产性”。“佔中”一直都有着一种精英主义的潜台词，标榜对参与者的高要求（例如参加“商讨日”、签署“决志书”等）。什么“佔中N步曲”，搞的比强积金还要复杂。中大学生会的文章就指出“长久以来，泛民主派的说法，只是不断强调爱、和平、公义等概念，却对民主制度对市民的生活的改变，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一字不提。诚然，民主制度与民生的关系并不是如此直观，但泛民一直以来连仅有的连接都不去强调，自然难以令基层市民理解‘民主’对他们的生活有何关系”。中大学生会甚至表示，如果参与“反佔中”游行的人真有收钱，也不过代表对很多普罗市民来讲，中产精英所追求的虚无缥缈民主还不值几百块钱。

　　无论是为了短期的“反佔中”，还是中长期重建爱国爱港论述的工作，还是建设中国模式中“中国式民主”的全国性论述，关键都是一点：民主和民生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反对派错过了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能重蹈覆辙。近日，清华大学法律学院院长王振民就《一国两制白皮书》发表演说，在答问中提到中央政府作为执政者，必须维护不同阶级的共同利益，因此也不能忽视香港小众的精英分子，因为他们控制香港经济的命运，如忽视他们的利益，只会令香港丧失资本主义。

　　在香港本地，我们需要改善大众民生、保持小众精英既得利益、改革政治体制已达至普选、发展社会经济；在全国的范围里，我们又要在香港彰显国家主权。这一切，我们是否都可以兼顾，而不必选择取捨、作出调整？这是爱国爱港民主论述中必须要回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