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已经来到最紧要关头，需要的不是硬碰硬的政治表态，而是灵活的政治协商与妥协。这不仅是现实需要，更是绝大多数市民的期望。然而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反对派26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以所谓签署“政改承诺书”为名，再次实施政治“捆绑”。2005年的政改便因“捆绑投票”而夭折，此次故技重施，政改已凶多吉少。这种做法事实上是在证明，到底谁不希望香港如期在2017年落实普选。反对派如此举动，是将自己赶入死路，自绝于香港市民。
昨日，26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发起签署政改承诺书行动，表明如果政府公布的政改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他们就会否决。这份“政改承诺书”这么写道：“我们作为立法会议员、民意代表，向香港市民负责。决志追求真普选，若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庄严承诺，必定会予以否决。”
“泛民”“饭盒会”召集人冯检基声称，签署承诺书是一种“表态”，表明“真普选、无筛选”的立场是一个“底线”，强调此举是希望“庄重和庄严”地向市民表达他们的意愿。他并称，由于暂时未能联络上黄毓民，所以签署承诺书的泛民议员不包括他，并不代表他拒绝签署。民主党何俊仁表示，无筛选的提名程序是他们的底线。工党何秀兰说，如果中央给予的是假普选，他们一定不会“袋住先”云云。
歷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每逢香港到了重要的政制发展关头，反对派背后的政治势力必然会採取一切阻挠手段，“捆绑”投票便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拿出来使用。
公众记得，2005年12月，反对派以“没有时间表不收货”为由捆绑式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直接导致政制发展原地踏步。到了2010年时，反对派又故技重施，除了推行所谓的“五区总辞”外，还威胁要发动连串抗议行动，大有令本港政制发展再次原地踏步之势，并几度要“捆绑”其他温和反对派议员。但当时在强大民意支持之下，政改得以通过，激进反对派幕后势力遭遇失败。
之所以“捆绑”投票一再出现，原因在于，这是最直接也是最为有效阻止政改方案通过的方法。也是极端反对派无计可施之下的“绝对反扑”。此次发动的所谓“政改承诺书”，尽管没有“捆绑”之名，却有“捆绑”之实。总共二十七名反对派议员中，除了身在台湾的黄毓民之外，全都签署。而且明言，“庄严承诺，若不符合国际标准，必定否决政府方案”。
实际上，“承诺书”是一种极其可笑的政治威逼手段，既是对中央与特区政府，也是对反对派内部。但只能说，此举最终不仅无法达到威逼的目的，更会反噬自身，自绝于香港市民。
对于中央政府，激进反对派及其幕后势力以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周即将作出决定之前，以一种这样的方式去表明“坚决”态度，便能逼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退让”，满足于其“国际标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问题在于，香港的政改并非香港内部事务，事关整个国家的发展与安全，更要符合基本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从大局出发，从合法、合理的角度而言，中央政府又岂会因这种“承诺书”而作出原则性让步？这无异于一种幻想。
反对派内部的不同意见，正正是激进势力最为恐惧之处，他们以为，以这种“捆绑立场”的做法，可以限制温和反对派的妥协，逼他们以一种丝毫不退的态度与中央商讨。这么做，固然可以形成一个“铁块”，但却是在故步自封，将可能实现的真普选亲手葬送，他们也将承受全港市民的政治问责。而这种问题的结果，将在今后两次选举中体现出来。
事实上，这种“承诺书”能起多大的作用，仍是一个疑问。早在今年六月，“佔中公投”之时，温和方案倡议者就已质疑，指“佔中”只选出有公提成分方案，供市民投票中选择，变相对温和泛民构成捆绑压力。
例如，当时的公民党议员汤家骅指出，不少“民主派”支持者，都觉得无政治筛选的真普选，不一定要有公民提名，强调“泛民”激进派和温和派可以“兵分两路”争取普选，“不应为团结而捆绑，应该为目标而团结”。港大法学院学者张达明亦认为，香港市民中的沉默多数，才是影响政改谈判结果的最大力量，坦言不应以一成不变的方式去争取普选。
政改应该如何发展、会有怎样的结果，并非没有参考的基准。数日前，张晓明在会见不同反对派议员时，就提出的特区普选五要素。一、香港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香港制定普选制度时必须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确保不会因为普选而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危害或隐患，确保特首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二，要体现循序渐进的原则；三，要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四、要有利于维护行政主导；五，要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任何政改方案若能符合这些内容，可以顺利通过。
激进反对派及其幕后势力莫要以为，通过这种“捆绑”方式便能达到威逼中央、挟持温和反对派，恰恰相反，这只会让市民看清他们的真正面目，强大的民意会让他们明白如期落实2017普选是唯一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