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退休后，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不时评论一下时事政治。香港言论自由程度很高，任何人都有评论的权利，李国能也不必例外，由于他担任过前首席法官，难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一样。但关注之馀，却令人失望。
对白皮书英文版有关法官和司法人员是治港者（administrators）、治港者（those who administrate）必须是爱国者的提法，李国能在《南华早报》和《明报》提出质疑。六月，笔者读英文版白皮书时，也有同样的疑问。但与李国能不同，笔者还看了英文版的前后表述、中文版的白皮书，是不是也是如此。而不是像李国能一样，捉字虱，像扭计师爷一样，抓住了什么稻草。
假如李国能不懂中文，他应当请懂的人给他解释；假如他精通法律和英文，他应当结合上下文来解读，但他似乎比较“懒”，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般的治学者勤快。只凭?不很清楚的印象，哇哩哇啦起来，评论一通。
对白皮书的翻译自有公论。按照严復的说法，翻译讲求信、达、雅，但三者都做到，并非易事。中英文的辞彙，并非一一对应。例如治理香港者（治港者），就没有相应的英文名词，译成administrators，不很准确。但治理，作为动词，有相应的英文administer，一般不译为Administrate，这可能是翻译上的“小瑕疵”。然而，administration又是多义词，既可能是指行政管理，也可能指司法审理（administering of justice），并非是翻译上的失误。
对于治港者，有全部和主体的分别。中文版的白皮书没有治港者全部都必须是爱国者的说法，只是说其主体必须是爱国者（patriots as the mainstay）。英文版的白皮书只有一处遗漏了主体（as the mainstay），但从上下文看，并不发生理解上的失误。涉及爱国者为主体的部分，英文版都有（as the mainstay）的表述，不能说漏了一个标点符号，就说全文没有标点符号。
英文版的白皮书下文还提到，香港基本法要求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主席及80%以上的议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必须是没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公民，确保治港者的主体（显然不是全部）效忠于国家。因此，也不会发生误解。
解决翻译问题之后，就要分析法官的主体（即两个首席法官）要不要爱国的问题，根据李国能的说法，法官是不必爱国的，因为法官没有任何主人，爱国也没有公认的国际标准。其实，法官是否有主人，是否当奴僕，爱国是否有国际标准，或根本没有，都与法官爱国没有关系。
如果李国能学过逻辑，就应当知道爱国是与公民有关。爱国的确没有国际标准，美国人要爱美国，但不必然要爱中国，反之亦然。各国都有不同的爱国标准，英国君主象徵国家，要求英国人要爱女王。美国的歷史很短，国家和宪法的歷史差不多一般长，宪法象徵国家，所以美国人要效忠宪法。中国宪法也要求本国公民爱国，履行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各国的爱国定义都是狭义的。把狭义爱国与广义爱国混淆起来，具有误导性。曹操和诸葛亮谁更为爱国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曹操统一北方，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曹操是爱国者；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世人楷模，从个人操守看，诸葛亮是爱国者。所以爱国，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意义。但人类的智慧在于懂得广狭两者的区分，好比男人和女人，虽然都是人，但两者不能混同。
对两个首席法官以外的法官和司法人员，有没有爱国要求呢？要分两种情况来说，对其中的外国公民，只要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规定，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就可以了，由于该法也有不得分裂国家、特区直辖中央等要求，他们在职责上也有效忠国家的要求。对其中的中国公民，与对两位首席法官的要求并无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不但要在职责上效忠国家，他们作为中国公民，还要履行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如香港基本法已经提到，治港者们不必引用宪法。在不少情况下，宪法又不能不被援用。回归以来的司法判例已提供了证明。虽然基本法未作要求，但在审理部分特定案件时，法官不能不援用宪法，否则，就会出现问题。有鉴于此，有关的法官，不论是否中国公民，也要效忠宪法。
作者为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