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4年，在谈到“港人治港”的同时，邓小平就提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治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对“爱国”，他还提出了政治标准，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復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邓小平是政治家，他只提出爱国者的政治标准，没有提出爱国者的法律标准。但这是否意味?爱国者只能有政治标准，不能有法律标准呢？不是的。笔者认为，爱国者的政治标准需要个人的政治判断，但爱国者的法律标准是可以明确定义的。
宪法已规定公民义务
从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条文可以看到，治港者的主体或主要成分必须是中国公民。他们是：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至少是百分之八十的立法会议员，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他们都是中国公民，都必须履行作为中国公民的义务。
然而，香港基本法只规定了“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没有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不是一种疏忽呢？当然不是。如果有这样的大漏洞，该法就不可能被邓小平誉为是“伟大的法典”。那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在宪法内可以找到。众所周知，宪法是制定香港基本法的法律依据（基本法序言）。用2014年6月公佈的白皮书说法，就是“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既然宪法已经有了有关规定，香港基本法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较多，在此举数条说明：
宪法第51条规定：“中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第52条规定：“中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宪法第53条规定：“中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宪法第54条规定：“中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政改要落实“爱国爱港”
上述规定都是中国公民“爱国”的法律标准，任何中国公民都要遵守。如果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都要遵守，则竞选香港特区最重要职务的行政长官参选人自然也要遵守。在外国，在成为外国公民享有政治权利时，该国的法律都会要求该公民宣誓效忠。内地和香港目前还没有这个要求，但到了参选行政长官，应有这样的法律要求，并不为过。但由于行政长官已有就职宣誓，在参选时可以签署愿意遵守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的声明。从行政长官参选人做起，给其他在香港的中国公民起示范和榜样的作用。
在行政长官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书中，提到“社会大众普遍认同行政长官人选须‘爱国爱港’。”在政改三人组撰写的政改谘询报告中也有两处提到“爱国爱港”。一处是第3.05段，说“主流意见认同行政长官须‘爱国爱港’。”另一处是第5.06段，说“主流意见亦认同行政长官须‘爱国爱港’，而《基本法》现有的相关条文已充分反映这要求。”既然如此，特区政府就应当将反映主流意见的爱国爱港的要求落到实处，在《行政长官选举条例》中体现出来。如果政府没有落实“爱国爱港”的政治标准和法律标准，则将是这次政改的一大败笔。
从政者须对国家效忠
在此要提到“爱国爱港”的政治标准和法律标准的落实情况是不同的。对爱国者的政治标准而言，其实施者是提名委员会全体成员、香港特区的全体选民以及中央政府，他们对是否提名、是否投票选举、是否作出任命，就要运用爱国者的政治标准。但对特区政府以及管理、监督有关选举事务的机构和官员，则要以法律标准来审查行政长官参选人的法定资格。
白皮书说，“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政治伦理。”“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这就意味著，行政长官参选人应当乐意接受这种政治标准和法律标准的安排。如果该等参选人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则他们之中的胜选者如何能够“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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