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情和民情呈现回归以来最为汹涌的态势，反映“一国两制”正向第三阶段转变——由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转入“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爱国爱港阵营和香港大多数居民必须正视严峻政治形势，坚决遏制“佔中”，这是推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必然抉择。
6月20日至29日“佔领中环”运动所组织的所谓“全民投票”和7月1日反对派自2003年7月1日以来每年必定发起的以“还政于民”为宗旨、矛头指向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七一游行，参与人数确实是近10年来类似活动新高。因此，反对派颇受鼓舞。
其实，这是“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必然。
2003年的七一游行紧随6月29日中央有关部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后者当时获香港社会各界普遍欢迎和支持。这十分弔诡现象，折射“一国两制”实践由特区最初6年隻讲“两制”忽视“一国”开始向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转变。
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
10年来，随著CEPA不断拓展、香港与国家主体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经济讲“一国”与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之间的矛盾突出。特区第三届政府不仅未能妥善缓解这一矛盾，相反，它一方面依赖内地以维繫香港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加快推动普选，以緻这一矛盾不断被激化。特区第四届政府就任一年多来，推行了多项“香港永久居民优先”的政策措施，企图替香港融入国家主体经济“降温”以缓解上述矛盾。然而，事与愿违。眼下，香港融入国家主体经济进程受阻，反对派要求所谓“真普选”以实现香港变相独立的声势正超越特区政府掌控。
反对派及其喉舌将目前香港政局归咎中央在6月10日发表关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白皮书，不明事理的香港居民接受了这样的蛊惑。7月2日《明报》A6刊登该报7月1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以问卷调查410名游行者的结果：关于参加游行的主要原因，82%受访者称是“争取真普选”，72%受访者称是“中央发表白皮书”。7月2日，张文光在《明报》A30“观点”版发表《香港不能承受的沉重与伤痛》，称：“七一前香港政局，混乱至不忍卒睹。”“白皮书一石激起千重浪，不管动机如何，现实恍如重写《基本法》，强调‘中央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让中央‘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危如累卵，港人怎不触目惊心？”按照反对派逻辑，唯有中央撤回白皮书，香港政局才能復归平稳。
过去讲“两制”忽视“一国”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1984年伦敦宣布在香港推行“还政于民”代议政制以对付香港回归而形成的，英国是始作俑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中央恪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按：张文光别有用心地篡改为“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经济全球化和香港自身发展之必需促使特区第一届政府主动请求中央与香港签订CEPA；为了帮助香港经济尽快復甦，中央在CEPA细则尚未拟就时同意先签署框架协议。“一国两制”由隻讲“两制”忽视“一国”之第一阶段转入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之第二阶段，完全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为什么中央同意第二任行政长官继任人在2005年下半年提出显然有利于反对派的关于2007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为什么反对派否决一个事实上对他们有利的政改方案？
为什么中央在2007年12月香港社会各界、各政治团体对于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模式均未有共识背景下作出2017年可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如成功则其后一届立法会全部议员可以普选产生的决定？为什么反对派在特区政府未启动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第一阶段公众谘询前，就迫不及待推行“佔领中环”运动，鼓吹公然违背和挑战《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真普选”？
争夺管治权斗争激烈
香港近30年政治史很短，往事并非如烟，而是歷歷在目。请问：抽离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形成及演变，单拿中央发表白皮书这一件事谈香港当前政局，何来一丝半点严肃态度？
今天，香港政情和民情呈现回归以来最为汹涌的态势，反映“一国两制”正向第三阶段转变──由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转入“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转变，从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前就开始。有关竞选之所以空前激烈，第四任行政长官就职前夕之所以遭遇突袭，新一届政府之所以甫上任就“损将”、近两年来管治和施政步履维艰，国民教育之所以未开始便遭反对派预演香港版“颜色革命”来扼杀，这一切都是这一歷史性重大转变之反映。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若干西方国家与中国争夺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普选行政长官是关键，两大对立政治阵营斗争表现为“短兵相接”、形同“肉搏”。对于“佔领中环”运动所组织的所谓“全民投票”人数和今年七一反对派所发动的游行规模，不必诧异。爱国爱港阵营和香港大多数居民必须正视严峻政治形势，坚决遏制“佔中”，这是推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应有和必然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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