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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昌:激进对抗适得其反 普选已命悬一线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反对派主办的“7.1”游行昨日如期举行,人数多达数十万。实事求是地说,这数十万市民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特区政府也没有理由不去聆听。然而,回到一个基本问题,香港的普选问题并非由哪一个派别、哪一个政党所能决定的,“7.1”游行所代表的只是某部分人的意见,七百万市民还有另一种强烈的声音。如果说“7.1”游行人数不能忽视,那么其他市民的强烈且清晰的声音又岂能被抹杀?如果反对派政党仍然希望落实2017年普选,那么应当明白,激烈对抗、仗势要挟、违背法律的做法,只会将机会推到悬崖,最终除了美国政府之外,所有人都会是输家。

  越走越激无异自找死路

  熟悉香港政情的市民应当知道,今年的“7.1”游行,气氛与往年大有不同。如果说2003年反对派创出一个前所未见的人数高位、成为一个无法超越的政治制高点,那么今年的“7.1”游行,则是11年来反对派朝这个制高点发起冲击的最有力的尝试。当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罕见社会张力,原因并不在于《白皮书》本身,而在于反对派通过“佔中公投”所引发起来的撕裂性政治作用。在反对派渲染以及刻意误导之下,矛盾不断激化。原本理性与温和的社会气氛,被一股躁动与激进势力所挟持,越走越激。

  昨日的游行,充斥其中的,不仅仅是“普选”这一个议题,甚至这个议题并不排在最前列。现场亦没有发现有人公然撕毁《基本法》、踏践《基本法》的行为。这说明了一个基本现象,这就是,游行市民的不满,并不在于《基本法》对特区普选所作出的宪制性安排,而在于对落实普选的焦虑,以及对缓慢的普选商讨感到极不耐烦,更多的是反对派煽动一切社会的不满。当然,游行队伍当中出现的“港独”、“藏独”等组织与旗帜口号,只是极小部分,并不是游行的主题。

  问题也恰恰在于此,如果在理性负责任政治组织安排之下,这些意见完全可以拿到?面上去商讨,也绝不是没有讨论的空间。然而,反对派及其幕后势力并不想见到这种理性讨论政改的局面出现,他们最想见到的,是尽可能激烈尽可能愤怒的游行场面。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要为自己那一套严重违反基本法的政改方案寻找民意支持。如果反对派有如赌客,那么昨日就是这名赌客将自己四处骗来的赌资全部押在一处。

  就算反对派昨日宣称的游行人数全然属实,那也只是香港七百万人当中的七分之一还不到,这绝不能代表全香港的意见,也不意味?这就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它所能代表的是反对派的基本支持者。事实上这批人的政见早已十分清晰,并不存在任何“误读”的可能。对于任何民意政府都要聆听,昨日游行特区政府固然不会无视,但香港还有数百万没有表态、正准备表态的市民意见更需要得到正视与聆听。

  推倒普选反对派将成“罪人”

  归根到底,落实普选必须在《基本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之下达成,任何绕过、否定、另设标准的做法,都不可能令普选成真。而这种以推动激进对抗为政治手段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一个常识是,中央不可能为了迎合反对派而公然违反自己定下的宪制性法律文件,如果这么做,只会彻底断送对香港管治的合法性,没有任何人敢作出这种决定。

  反对派尤其是“佔中”发动者不会不认识到这种政治事实,但他们仍然做出这种“挟民意而要挟中央”的做法,证明其真正目的已非在于落实普选,而是意图彻底改变香港的宪制秩序,意图另设一套“一国两制”的“国际标准”,排斥甚至否定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实质及全面管治权。最近的种种事例,包括“美国黑客”、“黎智英公海密会美前副国防部长”,已经在证明,“佔中”的背后并不是天真的香港本地市民,而是大国政治的“无形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一方将意味?失去香港、失去关键影响力,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又岂有任何退让的空间?

  香港普选,如果无法获得全社会的共识,不可能通过。对于爱国爱港阵营如此,对反对派亦同样如此。事实上,当“佔中公投”推行的那一刻开始,2017年普选已经离香港人越来越远,但许多有心人仍在尽力斡旋,正是希望不放过任机会推动两方面达至共识。但从近一个月来的形势发展,我们虽然不说2017普选已经“夭折”,但事实上所有人都明白,这已是“命悬一线”。

  然而,时间到底站在哪一方呢?“佔中”及反对派在说“站在他们一方”,甚至连“歷史也站在他们一方”,然而,谁才握有宪制主导权?谁拥有最终解释权?而当一次又一次的违法乱政不断重演,谁又会成为最终的失败者?反对派好自为之,2017年没有普选,他们要负上最终责任。
  • 责任编辑:达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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