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香港政情充分反映，香港政治错综复杂的矛盾始终围绕着“承前”（从港英管治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平稳过渡）向“启后”（开创特区新纪元）转变。
12月16日，先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午宴─九七前港英立法局议员与九七后特区立法会议员相聚一堂；后是一场香港主要政治团体之一自由党20周年庆祝晚宴，特区政府司局长无一出席。两个现象都是没有先例的。
需要指出，这两件事凑在一天应有巧合成分，除非今后有关人士披露午宴组织者故意选择自由党党庆日。但是，无论如何，两个现象颇有关联性，折射香港政治特征。
午宴的设计者和组织者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香港立法机关在回归前后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渲染“承前”不可动摇。
自由党在香港回归后的党庆晚宴，即使不是“逢五逢十”的大庆，之前每年都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到场祝贺，这一回，20周年大庆没有一位政府主要官员接受邀请，中联办也罕见地仅派一名相关部长出席，在自由党历史上没有先例。这一点，本地媒体从梁振英与自由党关系角度解读。我相信，自由党几位领袖人物应当有全面的反思。
“承前”“启后”创政治新局
香港从“承前”向“启后”转变，亦即从“主权回归”向“全面回归”转变。在“承前”阶段左右逢源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必定面对严峻挑战─是脱胎换骨与时俱进做“启后”促进派？抑或为既得利益所困故步自封被“启后”淘汰？
香港从“承前”向“启后”转变的吊诡在于：表面上，特区政制发展走向普选目标应属于“启后”，但实质是，由于香港政制演变始于九七前、为伦敦精心布置的“路径设定”所干扰，已然展开两条对立路线─一条是坚决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所指引，把发展香港民主政制与推进“全面回归”相协调；一条是公然违背《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脱离香港实际情况，企图按照伦敦在约30年前制定的“还政于民”意向，将香港特别行政区蜕变为受西方若干国家操纵的独立政治实体。换言之，如果反对派及其后台老板阴谋得逞，那么，所谓“真普选”实现之日，便是香港回归祖国进程大逆转之时。
随着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公众咨询展开，反对派不仅继续喋喋不休地鼓吹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的“真普选”方案，竭尽全力欲推举其至少一名代表人物参与竞逐普选行政长官，而且，开始试图搅乱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
12月16日《信报》A16并列刊登两则信息：一是公民党创党主席关信基接受该报专访时称，现届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单仲偕适合做行政长官；一是第三届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于12月15日公开表示，第二届政府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如参与普选行政长官，会有胜算。
必须指出，今天香港政局错综复杂的表现之一是，一些政治人物或公众人物的动机和目的变得不易捉摸或辨识。有些政治人物或公众人物甚至自己也不甚明白他（她）说话行事究竟是受哪股政治势力支配或影响。因此，分析扑朔迷离的政治现象，必须从对谁有利这一点着眼；对于可能受人蒙蔽的政治人物或公众人物，也应当引导或帮助他（她）从其言行对哪股政治势力有利这一点来清醒头脑。
上述三位被分别推举适合做下任行政长官者，在政治光谱上分列处于：“反对派”的中间（单仲偕），介于“民主派”与“爱国爱港阵营”之间而偏向前者（张炳良），属于爱国爱港阵营而与传统力量保持联系（梁锦松）。
疑似特首候选人混淆视听
将这样一些政治人物或公众人物作为下任行政长官可能当选人过早地推给香港七百万居民，可以产生下列客观效果：
一是干扰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反对派振振有词地宣传香港居民（选民）是理性的，不会投票给反对中央的人做行政长官，因此，“入闸”做行政长官候选人的“门槛”须低。你看，这几位哪一个反对中央，即使单仲偕为民主党重要成员，也不同于该政治团体那些口口声声“结束一党专政”者。
二是打击现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梁振英任期尚未足一年半，已被公开议论其继任人，余下日子如何平稳度过？
三是抢夺下任行政长官竞选的制高点。2017年如果有普选行政长官，那么，先入为主，有利于争取民意支持。2017年如果无法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则也必须先入为主，不仅争取民意支持，而且，加剧爱国爱港阵营分裂。
香港由“承前”向“启后”转变，需要民意基础，需要政治力量支撑，包括强力的政治团体和合格的政治领袖。毋须讳言，爱国爱港阵营在这两方面都尚不具备充足资源和条件。反对派及其后台老板看透了力量对比仍旧对他们有利，所以，十分猖狂，敢于发动“占领中环”运动相要挟。香港政局演变因此将十分曲折。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