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退休后，上周在一个午餐会上致辞时，首次公开谈论对人大释法的看法。综合报章的报道，他主要是突出两个观点：首先，除了由终院提呈释法外，人大亦有权解释，而这权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应该考虑行使。其次，任何情况下，人大都不应行使释法权力，推翻香港法院的判决，特别是终审法院已作出最终的判决。
这两点看法都是违反《基本法》的，因此是错误的。这些错误观点主动出自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这权威人士之口，也是极不适当的，并且对香港社会极具误导性。
李国能言论误导香港社会
李国能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大毋须终院提呈，亦有权自行释法。这就是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自由意志。如何行使和在什么情况之下行使，也显然是这自由意志的一个基本部分。这些问题该由人大自己决定，应该与否，容不着地方政府的终审法院越俎代庖，更用不着前大法官说三道四。
人大释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的一个部分，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等，在必要时进行释法是人大常委的宪制责任，认识到这点就不会，也不应认为释法会损害香港法律的权威。事实上，特区各级法院于日常审判当中，法官几乎天天都在自行释法，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非常特殊的情况”。当然，人大的地位跟香港任何一级法院，包括终审法院都不一样，只是于有需要“止争息疑”的情况之下，它也责无旁贷。而需要“止争息疑”的情况，往往很难主观地界定是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甚至连应由谁来决定是否“非常特殊的情况”也成问题。从更宏观角度看，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其法律及司法体制也不能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当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释法是极之严肃的事，需要时不得不做，不需要时切莫滥做。但说人大不应释法，否则有损香港法治则是不对的。
如此违背常识的言论，任何一个本科法律毕业生都不应该犯，似乎不应出自前终院大法官之口。很明显，如果他继续这样大放厥词，必将为终审法院的权威，以及裁决的合理和合法性“带来负面影响”。
这便自然带到第二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法官也是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清醒与糊涂的时候。换句话说，法官是会判错案的。下级法院错判，可以通过向上级法院上诉作补救。到了终审法院，是终极裁决，判错案再无补救。更有甚焉者，在普通法这判例成了权威，以后都要遵循，这在社会上往往造成很严重的恶果。
不尊重人大释法屡次错判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可以对终院某案的错判不管，已经表示了对它权力的尊重，但决不能坐视往后的社会恶果，而不采取行动补救的。
李国能引用自己有份审理的1999年居留权案，是臭名远播的吴嘉玲案。终院于审理这案件中，完全不顾《基本法》的原意，认为终院有对《基本法》进行合宪审查的权力。错判的结果，估计有可能弄到过百万内地人士涌港，带来沉重压力，可能触发社会危机。在这严峻的情况之下，1999年5月18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将提请第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根据《基本法》，释法对原来的判决没有回溯力，没有“凌驾法庭的决定”，没有“推翻香港法院的判决”，没有冲击香港的司法独立。
但是于2001年的庄丰源案中，终审法院坚持以它的方式解释《基本法》，“立法原意”需以字面表达出来的原意，而不是立法者的原意。终审法院裁定立法原意为“不论父母是谁，只要任何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都依基本法24条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当年特区政府没有就此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要求，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判后却作出声明，指“香港特区终审法院七月二十日对庄丰源案的判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不尽一致，我们对此表示关注。”众所周知，就是因为终院这个不尊重人大立法原意和释法的错判，才出现了今天的“双非婴孩”问题，社会上才出现要人大再次释法的呼声。
以上事实，社会已有公论，将来历史也会有它的说法。于这最终的法院审判中，作为当事人，“毋须答辩”，辩也无用。
最后，特此声明：以上纯粹是评论员身份的个人意见。顺带申报：李国能是我的老同学，当年是他有份推荐我出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彼此并无私人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