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10月30日讯澳门《新华澳报》日前发表署名评论员文章，题为“十年前香港泛民就已与‘台独’势力合流”，全文如下：
近日来香港泛民“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朱耀明、工党主席李卓人及“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前赴台湾与鼓吹“台独”的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会面，向其讨教发动大型群体活动的经验，而施明德也提出了举行“圆桌会议”及邀请台湾人士签署“占中”理念书的建议;及泛民邀请民进党“台独理论大师”林浊水赴香港演讲，而林浊水则在演讲中鼓吹“占中”一类活动“第一次不成功，再做一次，一定要有持续意识，今年占中、明年占西，后年占北，或者年年占中”，并声称“港独也不必怕”;......等的事态，引发各方人士口诛笔伐，批评泛民与“台独”势力合流并互为策应，是联手挑战“一国”的底线，把外部政治势力引入香港，完全违背“一国两制”原则，罔顾香港市民利益，将香港推向危险境地，此举对落实普选绝无帮助。就连泛民内部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不智。因此，说不好就是这一事态，正是“占中”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可以说，这是香港泛民第二次与“台独”势力公开大张旗鼓的接触(私下接触可能更多，但因并未公开而不为人们所得悉及注意)。而前一次，是在整整十年前的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六至十七日，由李登辉创办的“群策会”主办，陈水扁主控下的“陆委会”和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协办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国际研讨会，在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并由陈水扁和李登辉同台先后致词，及由白乐崎和中嵨岭雄分别作题为《香港与台湾：“选择”让结果变得不同”》、《“日渐没落的香港”与台湾未来》的专题演讲。既然这个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标的是香港，因而更是邀请了二十多名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及学者，新闻界等出席，但大会当局却又声称为了免使他们返港受到“压力”，而拒绝公布名单。而其余出席的七百多人，除了是“陆委会”港澳处的工作人员之外，就是“李登辉学校”的学员，“群策会”的成员，以及台联党的支持者，因而说这次研讨会是台湾“独派”人物的大集，毫不为过。而且，大会还向包括香港与会者在内的每位与会者派发了由李登辉与中嵨岭雄合着的《亚洲的智略》一书，内有“由‘中华民国在台湾’进展为‘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已重生为‘新的共和’”、“‘一个中国’主张已无法通行于世界”等章节，并派发了李登辉所着《迈向正常国家》小册子，而“五·一台湾正名运动联盟”也在大会上派发了《九月六日会师总统府，前进联合国》大游行的海报和召集书，声称“香港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被中国并吞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之后，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只是骗局一场”，监于“香港给我们的启示”，“确立国名，正是时候”;而中嵨岭雄在演讲中，也胡扯什麽香港回归是“历史上的错误”，并声称“对台湾而言，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做抉择的了”，“从现在算起，只剩下短短几年的时间。台湾一定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够打开新的局面，象美国和日本一样，打造一个有别于中华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呼吁“尽快独立”。因此，这是香港泛民与“台独”势力的一次大集结。
这个研讨会虽然在名义上是一个“国际研讨会”，但实际与会的外国人只有两人，一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白乐崎，二是前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嵨岭雄。本来主办当局是诚意拳拳地邀请前港督彭定康出席，意图藉着曾在香港回归前推出“政制改革方案”的彭定康进行“现身说法”，但遭到当时正在欧盟外交委员会主席任上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的彭定康的婉拒。因此，将这个研讨会命名为“国际研讨会”，未免是名不符实，虚张声势。
研讨会分为五个部份。第一个部分为“香港基本法与‘一国两制’”。香港观点有由时任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会长的翁松燃的《二零零七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检讨初探》，王家英的《行政长官合法性的发展》，郑宇硕的《从“以商围政”看北京对香港的统战政策》;台湾观点有曾为李登辉拟“戒急用忍”、“十八套剧本”及“两国论”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丰文的《“港皮中骨”的“港人治港”》，“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的《民主并非天上掉下来》。
第二部份是“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看香港的自由、人权与法治”。香港观点是：刘慧卿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对新闻自由的影响》，涂谨申的《二十三条对香港人权、司法体系的影响》;台湾观点有：李鸿禧的《“五十年不变”的现代神话》，林保华的《处处禁锢香港市民、媒体的二十三条》。
第三部份是“香港回归后的社会文化变迁”。香港观点有：锺庭耀的《从民调检视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之认同》，邵家臻、赵维生的《社会凝聚与分化--对回归六年来香港社会状况的审视与批判》;台湾观点是：“台独”诗人李敏勇的《香港前车--几个迫在眉睫的压迫性现实》，陈小红的《寻求意识均衡点的困境》。
第四部份是“香港国际经济地位之变迁与前瞻”。香港观点是;陈文鸿的《香港与大陆经济的关系及产业空洞化》，简泽源的《中资对香港的冲击》;台湾观点是：陈博志的《深思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香港殷监》，林向恺的《香港制造业空洞化对台湾的启示》。
第五部份为“从香港经验看台湾”，包括有黄昆辉的《失去自主性是香港问题的根源》，许惠佑的《以“一国两制”框住台湾不人道》，张五岳的《“一国两制”成功与否都不适用台湾》，吴荣义的《中、港利益冲突时孰优先》，李怡的《从幻灭到有点期待》，李登辉的《盼自由民主制度垂范中国》。
其中重点是在第二部份，因而被安排在第一天。据说，这个研讨会原定在该年六月底香港回归六周年前夕举行。后因受“SARS”疫情影响，改期到八月举行。也正因为是这麽一改期，给主办者提供了一个更具分量的研讨内容，临时决定增加一场“从基本法二十三条看香港的自由、人权和法治”专题研讨，并分别由刘慧卿和涂谨申发表专题论文，并由陈水扁当年在台大法律系就读时的老师，从国际公法和宪法学的角度撰着为“台独”提供法律依据的李鸿禧担任评论人。刘慧卿则继在发表论文时，声称台湾“独立”与否事关台湾前途问题，应由台湾人民决定之后，在“圆桌会议”中又声称自己害怕“一国两制”。并声称在独裁的威权统治下，市民无从撤换不称职的政府;但可以透过革命推翻，或以非暴力的议会抗争推动和平演变;而在香港的文明政体内，实在无需订立防范人民颠覆政府的法例。刘慧卿的这些谈话内容，在台湾媒体上引发一片哗然。因此，当她后来在接受记者专访，看到台湾记者们以质疑口吻问及到她的这些言论时，又转口声称自己并非是反对“一国两制”，而是担心“二十三条立法”会冲击“一国两制”。
这就给“台独”分子诋毁“一国两制”，唱衰香港，提供了一个平台。实际上，一些与会的“群策会”会员在作大会自由发言时，就竟然叫嚣“香港应当争取为独立主权国家，中国与香港是两个不同的独立主权国家”、“香港是另一个国家，我们在此研讨香港事务是干涉外国内政”及“两岸三地，一边一国”。(作者 永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