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过渡政府针对前总统穆尔西支持者发动武力清场，双方冲突已造成超过4000多人伤亡。《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清场行动已经表明，埃及军方没有让国家“回归民主”的意愿。相反，军方举动有可能产生最坏的结果，即让埃及陷入内乱。笔者认为，埃及民主悲剧对香港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包括：切勿盲目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走向普选需要妥协精神和包容意识，以及要注意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容易酿成冲突和流血等。发生在埃及的悲剧令人痛心，但如果香港能从中记取教训，就能够避免重蹈覆辙。
自7月3日穆尔西被解除总统职务以来，埃及暴力冲突逐渐升级。穆尔西支持者在全国多座城市发起大规模游行，并与警察、军队或穆尔西的反对者发生冲突。埃及军警14日开始在开罗对穆尔西支持者聚集的两个广场进行清场。截至当地时间15日，清场行动和各地冲突已造成600馀人死亡、4200多人受伤。流血牺牲让这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际社会对清场行动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予以高度关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暴力行为。
切勿盲目照搬西方模式
回顾两年多前，“阿拉伯之春”被贴上的是有利于阿拉伯社会变革和迈向普选的标籤，当流血冲突“染红”阿拉伯世界时，为“阿拉伯之春”真正的“埋单者”，只能是普通民众。埃及被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取得成功时间最短、代价最小的典范，然而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却使埃及的民主失败最惨、代价最大。
埃及民主悲剧对香港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切勿盲目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环顾世界，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水土不服，导致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动盪，不仅损耗国家实力，甚至扼杀对未来的憧憬。埃及经济基础薄弱，军人掌控经济政治，宗教派别林立，民主意识淡薄，更缺乏中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搞普选，犹如沙上建塔。
香港并非一个政治实体，也不是联邦制国家中的成员国。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香港普选只是地方性的选举，不可能以“主权国家”的普选模式去推行，而必须在基本法和人大决定的框架下去推行，这涉及尊重国家主权的本质性问题，涉及要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兼顾各阶层利益的问题。
第二，埃及的民主悲剧说明，走向普选需要妥协精神和包容意识。埃及社会长期缺乏妥协和宽容精神，国民按支持和反对穆尔西分成两派，相互指责，动辄上街宣泄，甚至动武。结果权力被交给军方，以街头革命的方式，将首位民选总统赶下台，造成全国性的对抗，终至演变成空前的血腥悲剧。实际上，这种不妥协，已经把埃及的民主扼杀在摇篮中。歷史已经一而再地证明，在缺乏妥协精神和包容意识中诞生的只有对抗和暴力，而不是民主。
香港走向普选，也需要妥协精神和包容意识。香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并非普选，而是香港社会对自己定位的共识，对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香港要成为这七百万人一个什么样的家。在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前，香港无法避免频繁的政治争拗，社会分裂现象持续不消，建制派与民主派你来我往斗来斗去，社会无法凝聚共识，冲突的责任就被舆论和民众情绪错误推向“小圈子选举”和没有普选。这说明在香港这样一个社会，如何既能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又能不断推进民主向前发展，更需要理性和包容，通过理性探讨，相互包容，凝聚共识，才有可能找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普选方案。
大规模抗争易流血冲突
第三，埃及民主悲剧说明，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容易酿成冲突和流血。几年前，埃及是西方媒体的宝贝。民众不满穆巴拉克30年的独裁，揭竿而起，聚集解放广场游行示威，军方出手结束穆巴拉克的统治。在后来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一年后，民众又回到解放广场，反对新总统。军方再出手，罢免穆尔西。穆尔西支持者在全国多座城市发起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并与警察、军队或穆尔西的反对者发生冲突，结果酿成严重冲突和流血。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是以理性和平的游行方式表达诉求，基本法第26条也保障了港人的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且歷史上罕见流血事件。然而，“佔领中环”的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实际是要拆除香港通向普选的法治轨道，而没有法治作为轨道的民主，容易流于“暴民政治”，而“佔领中环”就蕴含了“暴民政治”的倾向。“佔领中环”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形式，戴耀廷正是鼓吹“需要流血”、“不要害怕坦克车”，要“发挥核爆炸的威力”，“令香港变成为不可管治的地方”。“佔领中环”的组织者，已经印製了巴黎公社革命的T恤，宣传建立街垒，暴力对抗，这根本是“阿拉伯之春”和埃及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的场景，哪里是“商议民主”？一旦“佔领中环”实现，不只是香港社会长期培育的法治精神将被摧毁，而且将使香港成为暴戾之都、动乱之都、衰落之都。埃及民主悲剧说明，“佔中”行动的恶果容易酿成冲突和流血，冲击法治核心价值，扰乱正常社会秩序，令香港难以管治。
香江智汇主席 吴歷山 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