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刊发题为“来论;家长投诉戴耀廷搞‘占中’忽略教学 校方需重视”一文，文章如下：家长都是望子成龙，自然不希望一些教师因为搞政治而忽略教学，甚或是将课堂作为鼓吹违法抗争的宣传场所。面对戴耀廷近大半年来将主要时间精力都放在“占中”之上，家长向校方投诉不仅可以理解，而且理所当然。但戴耀廷却反将“占中”作为自己主要的教学研究贡献，毫无顾忌，原因何在?是否得到公民党创党成员、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的大力支持?是否参与激进政治反而成为了他们的“护身符”?校方必须正视学生和家长的疑虑，作出交代，否则大学的名声和教学质素如何得到保障?
一群香港大学法律学生家长，日前去信香港大学校监梁振英、大学校委会主席梁智鸿、港大校长徐立之及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等人，质疑在港大法律系任教的“占领中环”发起人戴耀廷，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占领中环”，能否履行副教授的工作。但戴耀廷在回应家长的投诉时却指出，自己“超额”完成教学任务，不受“占中”影响，他并指“我?大学evaluation(评核)有A-，你自己可以睇”。戴耀廷任教法律，法律最讲逻辑，他以学科评估得到A-为由反驳家长质疑，但评核A-的原因很多，可能是他的学生较厚道，又或他任教的课程较自由，甚或他的政治倾向获得某些人的赞赏，不一而足，但却不能得出“占中”没有影响他教学的结论。如果在法庭辩论，这个观点马上就会被法官否定。
热衷“占中”如何兼顾教学
事实上，家长对戴耀廷的质疑不难理解。法律系本来就是教学工作较为繁重的学科之一，学生自然希望教师能够将主要精力时间都放在课堂之上。然而，身为副教授的戴耀廷自提出“占领中环”行动后，随即全副精神放在“占中”上，负责各项日常运作工作，四处接受传媒访问，出席不同团体和学校讲座，游说政党参与，每星期几篇文章宣传“占中”，还有筹办商讨日等大型行动，等等。这些工作就是全职政客都感到压力，戴耀廷还有什麽精力应付教学?不论是戴耀廷或其他人，每天都只得24小时，将主要时间放在“占中”之上，放在备课、课外学习、跟进教学的时间自然相应减少。戴耀廷愈热衷于“占中”，就愈忽略教学，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
家长都是望子成龙，特别是子女千辛万苦进入法律系，自然不希望一些教师因为搞政治而忽略教学，甚或将课堂作为鼓吹违法抗争的宣传场所。面对戴耀廷近大半年来将时间都放在“占中”之上，家长向校方投诉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忘记，戴耀廷每个月的薪金都是来自公帑，来自纳税人。现在他却一边领取公帑，一边策动“占中”，至于本职工作却抛在一边，这在任何学校都不可能接受。戴耀廷要策动政治行动是他个人选择，但却不能因此而影响工作，影响学生，损害大学声誉。另一名“占中”发起人陈健民也以“占中”事忙为由，辞去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一职，说明策动“占中”不影响教课根本是不可能。
然而，戴耀廷却对学生家长的疑虑嗤之以鼻，反指“占中”是“action research的一种，整个‘占中’行动都可以是一个研究过程，相信可以为香港的政制发展、政治文化带来重要意义”。原来，他将“占中”作为自己主要的教学研究贡献，校方不但不应批评他，反而应该给他一个优秀教学奖，这种说法非常荒谬，也是严重浪费纳税人公帑，校方理应追究。家长完全有理由质问：为什麽连陈健民都要辞去一些大学工作，角色更吃重、活动更繁忙的戴耀廷却完全没有问题?是否朝中有人好办事?是否在泛政治化的环境下，从事政治反而是手上教席的“护身符”?
戴耀廷为何能够肆无忌惮?
据分析，戴耀廷能够将教学时间都放在“占中”之上，很大程度是因为其上司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的纵容。陈文敏与梁家杰在读书时就是同班同学，是一同组织学生会内阁的“战友”，彼此政治立场相投，及后更成为公民党的创党成员。而在较早前港大的保安风波中，陈文敏在没有弄清事实之下，就指责“警方禁锢港大学生”，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但事后的调查报告却推翻了其说法，从中反映其偏颇的政治立场。现在戴耀廷的“占中”得到反对派响应，也是为了一圆余若薇的“特首梦”，作为公民党人的陈文敏也在报章上大力支持，试问又怎会追究戴耀廷疏于教学呢?
随着社会愈来愈政治化，过去教师总是避免参与政治以免影响工作，但现在一些教师却极为热衷，甚至利用自身教师身份在校园内宣传，当外界批评其行径时，他们立即指这是政治打压，如果校方要惩处这些违反专业守则的行为，更会引来反对派及喉舌媒体的狙击，令校方不敢批评失职教师，反而惟恐得罪他们。就如近日的林慧思粗言辱警事件，面对一众激进派大力施压，校方不敢追究其恶行。不过，校方必须正视学生和家长的疑虑，否则大学的名声和教学质素还如何保障?学生到大学是学习法律知识，而不是去学习戴耀廷的“占中”道德论或公民抗命非违法等谬论，校方理应追究事件给家长一个交代。
作者 黎子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