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成报》报道，行政长官梁振英自创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新名词--“内交”，顾名思义要强化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在“G2G”（政府对政府）和“B2B”（企业对企业）两方面多下功夫。观乎过去一年的“内访”纪录，按次数计算，梁振英的确创下新高，但以日数计却低于水平。
综合两名学者接受《成报》访问时分析，梁振英的“内交”工作只算不过不失，因这一年来香港内部不顺，影响了“内交”工作，而“限奶令”激化中港矛盾后，他有责任到内地解画。虽然行程多蜻蜓点水，但内地官场很讲究“识于微时”，梁振英早跟内地官员打交道亦属平常。 本报政治组报道
梁振英上任至今一直强调“内交”，首年12次外访便有11次是到访内地6个省市，唯一一次出国访问美国纽约，话题也离不开香港的“内交”角色，无论会晤纽约市市长彭博，抑或为晚宴致辞，都强调香港“内交”、“一国两制”的优势，能为内地、港商、外资带来“三赢”商机。
“内交”行程来去匆匆《成报》翻查行政长官办公室的公开纪录，发现梁振英过去一年的“内访”次数，的确创下新高，但因行程多为一至两日的短途访问，所以11次的“内访”，总日数只有22日；这与前特首曾荫权在首年任期“内访”6次共25日相比，规模明显有差别。
香港城市大学专业持续进修学院学术统筹宋立功表示，梁振英的“内交”行程每次都来去匆匆，与香港政局不稳有关：“梁振英不能逗留太久，因为香港有太多‘火头’要处理，要速去速回。”除了梁振英本身不敢久留，宋立功估计，内地省市的地方官员相信也理解香港的弱势政府情况，担心能否搞好合作关系，继而影响行程长短：“估计他们可能也在想：你（梁振英）是否有能力管好香港，然后与我搞好合作？内地官员都会采取观望态度。”
梁振英每次“内交”都只能蜻蜓点水，本报翻查前特首董建华于2003年7月1日当日有50万人上街示威后的“内访”纪录，全年到访内地省市6次共12日，每次行程平均只得2日，情况与梁振英相似。
多与内地新官员打交道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阮纪宏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个人以“平常心”来看待梁振英过去一年的“内访”工作。他解释，梁振英今年“内访”除了跟进CEPA以及人民币业务发展等恒常工作外，最重要是与内地新上场的官员打交道：“梁振英是新人，北京中央、广东省亦是新政府，大家都需要重新认识。”阮表示，内地官场很讲究“识于微时”，累积人脉，认为梁振英多与内地打招呼，亦属平常。
阮纪宏特别提到香港今年年初爆发的“限奶令”事件：“当时内地官员、以至老百姓对事件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梁振英有必要出来解画，进行修补香港形象的工作。”梁振英虽然强调“内交”，但回望过去一年，由于中央换届加上突发事件，所以阮认为梁的内交都是“份内事”，“点都要做”，不觉其实际工作较前两名特首积极。出访纪录较前两任逊色
在外访方面，梁振英的出访纪录也较其前两任特首远远逊色。董建华1997年上任后，由于特区刚刚成立，所以首年便走访了新加坡、美国、日本、英国等十个国家，并与每国元首会晤；曾荫权2005年正式当选特首，亦在首年访问了加拿大、美国、英国、韩国四国；梁振英只访问过美国纽约，难免予人“重内交、轻外交”之感。
阮纪宏分析梁振英的决定，取决于香港现时最急需解决甚麽问题：“全球经济环境仍然疲弱，外国市场萎靡，但内地经济依然蓬勃，市场远远大于外国，仍有空间让香港发展金融、服务业。”故此，阮对梁振英集中内访的安排表示了解。
立法会已通过拨款由今年7月1日开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一个首长级乙级政务官职位，将转为常额职位，并保留一个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为期3年，以全面落实梁振英的《施政报告》，深化“内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