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说，台湾现在的年轻导演，和他们那时不一样了。他给杨德昌的《一一》写剧本，是侯孝贤《恋恋风尘》和《悲情城市》的编剧，却说当年新浪潮的导演，总想？厘定什么澄清什么，“包袱太重了”。

　　不像如今的年轻人，“什么风格都有”。“有些小清新电影，我觉得蛮好啊。”吴念真说：“二、三十岁的人，不必动不动就弄一些庞大得要死的东西。”

　　记者反驳，不对呀，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常写文章讲人生大道理啊。“我们那一代比较压抑吧。”他说：“不过现在回头看，那些生命中最哀伤的转变，反而是最值得庆幸的。”

　　他写过一篇名叫《心意》的文章，讲当年他考上第一志愿的初中，里长兴奋到全村广播，从来不善言辞的爸爸也买了支“俾斯麦”钢笔送他。不想，初中快毕业时爸爸住院，因家里付不起医药费，所以家里要他不念书了，出去工作挣钱养家。“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失落。”

　　如今回头看，吴念真反而觉得庆幸。“如果当时继续念书，也会念得很辛苦吧。”他说，倒不如去台北打工，既能替补家用，又绷？一股劲儿不服输，晚上去夜校读商科。

　　“最颓丧的关口才是动力的开始。”吴念真说：“在人生大颓丧之后跟上的，说不定就是一个大转折。”

　　就像他当年去当兵，偏偏被派去金门，两年多没回来，“女朋友也跟别人跑了”。可如果当时没有失恋，“大概之后也不会有一部电影叫《恋恋风尘》吧”。

　　“你相信命运吗？”记者问。

　　“我觉得，冥冥之中，人生的路都在那里。”吴念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