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中国外贸继续调整结构（本栏11月12日），包括：（一）外贸对手更趋多元化，新兴市场成新亮点。（二）出口产地向内陆伸延，但广东等沿海地区仍是重点。（三）外资企业及加工业对外贸的拉动相对下降。这些转变都可说是结构优化的显示。
今年的另一些结构性特点亦堪注意，特别是传统产品出现复兴，而广东出口亦重拾强势，力压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尤其上海的出口似正经历调整而放慢。上述趋势有逆行意味，让情况更像开放之初，但背后却可能暗藏新的出口发展模式，对此有关方面理应作更深入的查察以探求真相。
一个可能是“民进外退”，民企取代外商在传统产品领域成为出口的牵头角色，开发了新的非加工型生产与出口途径，在效率上因而有所提升，足可克服成本及币值上升，和海外竞争加大及需求放缓等难题。广东乃传统产品加工出口基地，在示范效应下替代外商的民企云集，故在此新一轮出口浪潮中受益尤大。相反，上海等地更多依赖机电产品及大型企业包括国企的出口，故在外需不振下受压更多。另一受压原因是较低档次的产能更多外移邻近省区。无论如何，上海及大型企业在出口经营的取向上进行恰当调整，乃重振表现的根本所在。事实上中国在重工、资本货品尤其机电产品等方面，正面临产能跨上新台阶的突破，故出口市场开拓的前景良好而潜力大。
关键是提升大型企业的经营能力，对此最近的一项海外报告值得注意。报告查看了自2005年来资产值在百亿美元以上的中国大企业，并发现了两个趋势：（一）收入增长很高，年均达27%，远超利润的14%及GDP的20%。这与美日大企的情况有别，两国的收入及利润增长大致同步，在7至8%左右，也均远高于GDP增长。（二）一年来中国大企的收入增长明显放缓，罕有地不及GDP增幅。报告认为以上趋势反映了中国大企效益低下，且因利润追不上收入增长，故当收入放缓时问题更大。报告的评析不无道理，但仍不能把事情绝对化，因为造成上述情况的还有其他客观因素，如：（一）期间成本包括工资、土地开支大升。（二）在市场大扩张期，企业必先抢占市场做大份额而暂时牺牲效益。（三）竞争激烈须采薄利多销政策。（四）新开拓市场未成熟，经营方式待完善。（五）初期市场基建投入巨大会增成本而少收益。
当GDP及收入增长均趋缓后，企业自有更大的改善营运提升效益压力，故也为改革带来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