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就如何振兴中国经济又有一番争论，特别是关于应否如上次四万亿元方案般，由政府以财政投入主导增长，即应否重走老路的问题。但这是个不科学的伪命题：只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及客观需要，且又取得成效者，便是应走的路，所谓“老路论”，“政府主导发展走到尽头论”等，都是主观主义及教条主义的思维。
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声称下半年将有新一轮投资，但将与之前的四万亿者不同。文章还指出了前方案的一些问题，如为了应急有些项目的可行性及风险未有充分论证，有些项目则加剧了扭曲及过剩，故新一轮投资将不再由政府在资金上大包大揽，而只起引导作用，并将投向薄弱环节，不投向产能过剩及高污染的重工业。
在探讨新一轮投资之前，应先检视对前方案的上述批评是否正确。基本上因事出匆忙未充分论证的问题确是存在的，但这并非总体的及方向性问题，而只是执行上的技术性缺点。这个经验教训应要吸取，从而改善新一轮投资的管理。其次，应检视当时四万亿的投向：经济房等住宅投入4000亿，农村基建民生工程3700亿，国家重大基建项目1.5万亿，医卫文教等社会事业1500亿，节能环保2100亿，技术创新改造3700亿，灾后重建一万亿。试问以上各项哪一个是扭曲经济、造成产能过剩和不属薄弱环节的？事实是以上各项仍是产能不足领域和薄弱环节，再投四万亿也有实质需要，由此显见批评是在说瞎话。
至于所谓政府大包揽之说同样不符事实：当时财政只出万余亿，余下的由银行及其他社会资金补充。当然，新一轮投资在这方面还可改进，如再减低财政投资比重，同时增大直接融资比重，如让项目上市发债或发股集资，或通过承担项目的企业作直接或间接融资等。回头看，四万亿方案的出台基本成功，其效果瑕不掩瑜。这是结合了刺激增长与结构优化的做法，既成功令经济回温，也改善了其质素和增强了国力，事实不容抹杀。
新一轮投资的出台，表示当局承认了对经济有第二轮启动的需要，而这基本上是合理的判断。显然，必须把有关工作比上次做得更好，即使项目慢点上马，也不应再匆忙地草率行事。原则是继承上轮的宏观战略导向，但在微观管理上积极改进，使能有更高的效益和投入财政运用效率。暂时已知的投入重点是铁道（尤其在西部）及城轨系统建设。城轨项目审批权亦已下放，因而掀起了一阵批出热潮，按目前已批出项目计，到2020年投资规模将达四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