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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任曙林:文革打人最狠的是初中女生

“八十年代”是个迟来的命名,当年的经历者开始用怀旧的口吻谈论它。彼时本是个百业初兴的时期,国家刚刚恢复元气,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渐开启。正在成长、正当青春的是任曙林镜头里的少年,也是一个国家。

  核心提示:“文革”爆发后,任曙林发现那时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们岁数大了反而不会那样子了。”任曙林后来进入了艺术领域,他说这“把自己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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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E21版 作者:姜弘 原题为:再见1980年代

  “八十年代”是个迟来的命名,当年的经历者开始用怀旧的口吻谈论它。彼时本是个百业初兴的时期,国家刚刚恢复元气,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渐开启。正在成长、正当青春的是任曙林镜头里的少年,也是一个国家。

  □南方周末记者姜弘发自北京

  在北京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上的26年前的自己,眼泪就掉了下来。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那是1985年,他俩正在北京171中学上高二,一个没事就在学校转来转去的“怪叔叔”拍的。“怪叔叔”叫任曙林,他在王琳的母校先后拍了近十年,拍掉了三百多个胶卷。策展人那日松从三千多张照片里挑出159张,在北京798映画廊举办了一个“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

  王琳是2011年4月30日开幕那天,接到了中学同学程文的电话,听说了这个摄影展上,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可能是她———程文大学毕业后回到171中学当老师,现在是学校领导。

  照片上的那一年,王琳在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那天放学后,教室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了,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听到有人要来,两人慌忙分开,走进来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门,捉住了这个瞬间。

  任曙林是在摄影展开幕式上,才知道自己26年前进门拍照前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他原本的记忆是这样的:“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是那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者,拍下他们后,我悄悄地走了。”后来,王琳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的事被老师发现,高三分班时,他们被拆开了;后来他们双双考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再后来他们结了婚,又离了婚。

  王琳看展览后给前夫打了电话,前夫很忙,不能来看展览,她就把那张照片传给了他。

  直到6月1日摄影展结束这一个多月里,和王琳一样的171中学学生们呼朋唤友地来了。大家在照片上辨认着: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成了银行行长,那个现在是工程师……映画廊变成了同学会,失散多年的同学在这里重聚。也是二十多年后,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人干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

  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171中学,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生。老师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171中学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会按要求组织学生“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的来了,他们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毕业道别会。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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