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8年，物价飞涨，社会不安，我们政改室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不过可惜，还没调查完，1990年代，研究室就撤销了。
现在想起来，即使很多东西不明白，这段交集对我影响也很大。在政改室的那段日子，让我了解了中央运作的过程，也让我体悟了改革之难。随后，我选择离开了体制。转业，经商，一直走到现在。
所以，我算是“红二代”当中的少数了。
为“文革”道歉也一样。我曾用“头羊效应”来解释群众运动——羊群中，头羊起着导向作用。头羊一走，大家就跟着走。“文革”中，极左的人就是头羊，它诉诸武斗，打砸抢烧，其他的人都会恐惧，于是没有人敢说真话，大家都随波逐流。
为“文革”道歉，则不存在“头羊效应”了。“文革”这段经历，谁都忘不了，却未必都会道歉。即使私下说对不起，也未必敢公开说。一些红二代甚至说我“不像话”，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
因为红二代的多数人，都是吃“皇粮”的——军人，或是在体制内。我不吃“皇粮”，比较自由。我还是纳税人，所以讲话可以多一些，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红二代的聚会上，我则说话不多。大家默契地不谈政治，不谈敏感的问题。都是说谁又整理父亲的文章出书了，谁又到哪里参加纪念活动了。
在我看来，红二代无足轻重了，应该和普通的农民工一样的。都是一帮老人，带着记忆活着而已。如果还能说说民情，让领导听一听，就是好事。
红二代的观点，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了。我只希望大家能在法律和宪法上达成共识就好。
谁都有说话的权利。我们正计划做一个“八中文化革命大事记”网上平台，使用“百度百科”的编辑方式，谁都能在上面写文章、补充细节，主要是想把历史记下来，别重蹈覆辙。
2013年12月29日，我还到国际金融博物馆，参加了另一场“江湖”沙龙。主持人是任志强，另一个属于少数的红二代。
他们让我谈谈我的人生。我老老实实讲：我这个人，也无足轻重，就是潇洒一点，追求自由的人格，仅此而已。
（南方周末记者范承刚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