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知青情怀，是邓贤永远的烙印。
人生是这样乖谬，憎恶和缅怀，可以指向同一事物。邓贤认为，知青运动完全是一场破坏，如果说要找一点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带去了一点都市文化，一个赤脚医生，一个会计，但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而不是知青下乡的形式。知青是强迫去的，跟志愿者组织不一样。所谓“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也不满意”。就个人选择来说，“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会去当知青，如果可以当兵，我也不会去，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认真地生活过……我每天在劳动，但是，心怀不满。”
但是，邓贤也“感谢生活”。书写那段历史，成为他个人的历史任务。那里也成了他的一种精神联系，他至今每年都要回云南好几回，当然也少不了去看当年生活学习的地方，去看“干妈”，那些曾经互相照顾过的人。
邓贤用极大的热忱去描写知青的命运。为了写那一群知青中的“极致”——带着输出革命理想去缅甸打仗的知青，他两次深入缅北山区，深入那些在外界传说中异常危险和奇异的地方。第一次出去带回《流浪金三角》，第二次后有《中国知青终结》。“终结”二字不是邓贤的原意，是出版社的主意。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作家，他书写历史，而对知青的历史认识远未终结。
不过，邓贤认为他有激情过度的时候。他说，因为当时太激动，《中国知青终结》这本书“写得太使劲，太投入了”，还可以写得冷静些。
知青是邓贤永远的激动。邓贤崇尚理性，但他仍是一个充满感性的人。正如他自称“不爱哭”，但有时却会哭得没有收拾。《中国知青梦》出版以后，去鲁迅文学院讲课，讲到盈江农场的故事——一个女知青在床上看杨沫的《青春之歌》，睡着后油灯引起火灾，烧死10个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上海女知青。她们共同拥有一个半圆形的坟墓，朝着上海的方向——的时候，“本来挺平静的”，结果，“突然悲从中来说不出话来，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儿嚎啕大哭了半个小时”。
曾有年轻学者批评过他的作品“自恋”。邓贤说，“我要警惕自己，不要自恋。我希望自己不要停止反思。反思使自己的‘情感质量’更高。我爱知青，但是，知青曾经很无知。今天，知青一代已经成为社会中坚，有重要的领导干部，有社会学家和作家，但是基本上没有科学家。一个人不能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知青一代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陷。 ”
邓贤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写作本身。“我太热爱文学了，我是一个终生的文学爱好者”，已经50多岁，功成名就的邓贤，提起文学二字，还是初恋般地深情。他没浪费过时光，即便在最困厄的年代，也一直在向他心中的文学理想靠近。
在所有的人生岔路口，他放弃了一切别的可能的人生方向，只走文学的路。大学毕业，选派给云南省委主要领导当秘书，他没有去，因为那条路可能不通往文学；1985年，堂兄从美国回来，帮助他去美国留学，但是，他不知道当作家还去美国干什么；1996年，有机会移民加拿大，“更觉得没有意思：我必须守住我的母语”。
直到现在，他一边教书，还每天早晨写到下午，写作时间超过5小时。（本刊记者 何三畏 陈海 发自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