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58年、5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发展到什么程度？1959年10月双方领导人吵了一架，在北京，非常凶，甚至指着鼻子骂。把赫鲁晓夫气坏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子，我们就三个人，你们九个人围攻我们。你看那会议记录特别有意思，刘少奇一句，周恩来一句，林彪一句，这个一句那个一句的，弄得赫鲁晓夫不知跟谁说了。陈毅说话比较冲，给赫鲁晓夫抓住了，说：“陈毅，你太狂了你！你就是个元帅，我是总书记啊！”到了这种程度，领导人之间就撕破脸皮了。随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了政治局会议，苏联也开了个中央全会，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办。双方得出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说中苏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不能破坏，所以必须要维持中苏关系良好状态。前提是，中共认为，苏联的路线错误，它必须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是团结在正确路线上；苏联也认为是中国的路线错误，而这个路线错误主要是毛泽东本人造成的，是因为他的急功近利、骄傲自满造成的。苏斯洛夫报告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1960年大家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邓小平主张，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写几篇文章，毛一听，好，好主意。苏联也写。中国和苏联就开始在报纸上各自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各自表述。然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也是各自表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现象，要说理论争论，苏联马上就矮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马列主义原本就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的产物，而中共认为现在还继续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所以他们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引用是它的原义，比如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等等——所有这些，那说的是振振有辞，马克思就是这么说的，什么哪一卷哪一页。苏联就非常的尴尬，因为它想说的这些，马列主义里面没有，但是又不敢说我这个不是马克思主义，还得说我这个也是马克思主义，它就老去找点边缘的词句来解释。那让中国一驳，你想中国这帮人都是搞理论搞了这么多年的，一下就抓住他们的软肋了，结果弄得苏联是非常的尴尬。特别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一辩论，中国这边激昂慷慨，振振有辞，那边就理屈词穷，对不上话。所以问题就是，要不然你就说我这个已经超越马克思主义——又不敢讲；说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修正——那更不敢讲了，本来就骂你修正主义了，他哪敢承认这个？
所以这个理论上的对垒苏联从根儿上就站不住，再加上赫鲁晓夫这个人头脑又发热，回去生闷气，说也说不过人家，死说活说毛泽东就不承认他是错的。明摆着就是你的错嘛，你说你现在搞什么共产主义嘛，你能搞吗？但是说不过他呀，赫鲁晓夫就采取了意识形态以外的办法——撤出苏联专家，我看你服不服。没想到，他太不了解毛这个人了！毛当时在北戴河开会，苏联突然通知，苏联全部专家撤走，毛一听：好啊，太好了！他不就觉得老子欠他的债嘛，撤走债就一笔勾销！这真是毛的心情，他不愿意欠人的债，没有吧又不行，可是老是一天到晚在人家的帮助下行吗？一撤他非常高兴。过两个月赫鲁晓夫醒过梦了，想缓和，提出把专家送回来，毛说不要了，别来了。这个时候毛是越来越看不上赫鲁晓夫了，你看毛说那个话，说赫鲁晓夫这个人幼稚，马列主义没学好，不懂辩证法，很容易上当受骗，他还去和美国谈判，不就是上当受骗嘛，他没这个资本，没这个本事嘛，对中国一点不了解，听风就是雨，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以为真，照他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一定倒台（八年）。——还真是，没到八年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所以这个时候，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角度来看，苏联的改革是很不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反对。苏联真正搞（改革）实际上是和中国闹翻了以后，62年苏联才开始引进市场经济，叫利别尔曼计划，包括利润挂帅等等这些，开始有这个苗头。原来的苏共二十大的改革方针完全是在计划体制内，这个很像中国最开始的计划内改革，因为中国也是一步步走的，先是在体制内，计划内改革，然后是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然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步一步，最后才搞的现在的这种状态。62年苏联改革正好就处在双方进行理论辩论的时候，这一下就让中国抓住把柄了：马克思主义哪有一条要搞商品？你这个就是修正主义嘛！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看过有本书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里面举的例子全是这个，什么苏联的自留地呀，自己背着商品的小商贩（“背小口袋者”）呀，全作为资本主义现象，就跟咱们文革讲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实一样。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外部的压力，而这种外部的压力和苏联党内的保守力量一结合，赫鲁晓夫下台了。此后，虽然柯西金试图要把改革延续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几年，根本就搞不下去，因为政治上没人支持。柯西金是很想搞改革的，可惜孤掌难鸣。所以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是最好的机会，可惜中断了，而这个中断和中苏分裂，和中国当时比较激进的立场有很大关系——批判修正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