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家庭关。
侯果力：
“列车到了北京。在站台上，我们站成一排，家长们也站成一排。先念学生的名字，被点名的人向前走几步。然后念家长的名字。两个出列的人，就这样对上了号，就这样相认了。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像认领东西似的，非常可笑。”
有很多孩子，由于父母投身革命工作无暇照顾，一出生就成为“多余的人”，被送到儿童院抚养，因此对生身父母没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来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几年未曾谋面。如今，突然要对两个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突然出现几个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缘在召唤，心理上也一时难以接受。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异样的目光。所有这些，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院长就是父亲，女教师就是母亲，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都是兄弟姐妹，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们“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个个分散的小家，孩子们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
其次是语言关。
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苏联的土地上，个个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俄语，汉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着炎黄血液的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回到国内的家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
最难过的是思想关。
回到国内，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面包、黄油、牛肉，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刚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
这些巨大落差，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思念那里的“亲人”。孩子们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现实，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境中。
赵绮莲：
“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回苏联。”
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