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860年之后，清政府虽然一时接受不了遣使驻外的要求，但对待列强的看法，还是有所改变的。不管它愿不愿意，与外国发生越来越多的接触与交往，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外交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的前提下，为办理外交事务及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运而生。如果说这多少有些迫于列强的压力，那么次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则完全是为了培养西方语言人材而采取的一个主动行动。恭亲王奕訢和他的僚属并不糊涂，“了解外国与外国语言，是和谐的国际关系的基础”。因此，当赫德提出，可以趁他回欧洲休假时带几个同文馆学生前去游览时，引起了亲王的兴趣。“他认为，这将给中国一个机会，以西方若干时间以来一直在了解中国的同样方式去了解西方。”更何况，还有海关提供现成的经费来源呢！
1866年2月，总理衙门奏称：“查自各国换约以来, 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况，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兹因总税务司赫德来臣衙门，谈及伊现欲乞假回国，如由臣衙门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伊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似亦甚便。”
看来，以奕訢为首的总理衙门大臣早就有组团到国外考察的想法，现如今只是一拍即合而已。只是，这个考察团团长的桂冠，应该戴到谁的头上才合适呢？
要选拔一名方方面面都称心的人选，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根正苗红是必须的。清政府不放心汉族臣民和洋人打交道，在办理外交方面，上至总理衙门的大臣，下至同文馆招收的学生，几乎清一色是旗人。
其次，传统读书人的身份也必不可少。此人应熟读儒家经典，立场坚定，顽固更好，免得被洋人洗脑同化。
再次，拥有不大不小的官衔。这一点很有讲究。派出朝廷命官，可以体现出清政府的重视，但官职也不能太大。这样，万一此访被怠慢，就有了转圜余地，不会伤及大清体面。
按理说符合上述条件的也不在少数，但第一次派遣考察团，负责这次游历的人，怎么也得是亲王信得过的人。当然，身边的人更好。如此一来，那范围也就大大缩小。亲王的视线，也就聚焦在“一个和蔼可亲，颇具诗才的满人”身上。
这个满人，就是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系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善禄官领下人。前年五月间，经人介绍，已经赋闲在家的他担任总税务司华员文案一职。因“办事敏捷，有才干”，被赫德亲切地称为“斌老爷”。
斌椿什么都符合要求，只是岁数太大，以62岁高龄远赴重洋，未免让人诟病。这可难不倒恭亲王，但凡入了他的法眼，焉有办不成之理？我们不妨拜读一下他给朝廷奏章里的措辞，“惟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资照料。而行抵该国之后，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经此生花妙笔，斌椿的年龄反倒成了优势！
还有一点也很关键。“由于他（斌椿）的举止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赫德对亲王的提名“当即表示同意，一下子事情就实际上定下来了。只有细节有待安排。”
就这样，被后世史家称之为“斌椿使团” 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官方海外观光团，在北京料峭的春寒里出发了。它肩负的使命不吝是一桩美差，即“ 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这个“事实上是作为总税务司赫德的附属” ，并由海关出资的七人团组（不包括仆役），不可避免地深深烙上了海关的印记：
团长斌椿及其儿子广英，均为来自赫德公事房的秘书性质的助手；“三名语言学生来自海关支持的学校”；“英国人包腊和法国人德善从海关人员中挑选出来，充任翻译和旅行的总管”。尤其是包腊先生，实在是当时海关总署最能干的税务司。
那么，赫德如此煞费苦心，他对于斌椿使团的主要希望究竟何在？7月15日，即将成婚的总税务司在家中这样写道：“1.由中国政府派遣官员去欧洲……；2.让欧洲各国政府接受这些官员；3.促使欧洲人对中国人感到满意；4.使中国官员带着对外国的愉快回忆离开……；5.使斌椿一回到中国，就出任堂官，即外务部长……；6.使清政府在他的帮助下善待西方若干技艺和科学；7.劝导中国遣派大使出国；8.在中国同其他各国之间建立切合实际的基于理性的友谊。”
事实上，在未来的日子里，除了第5点以外，赫德的所有愿望都一一兑现。这其中，他孜孜以求的“遣使西方”，还要等上漫长的十一年。而那时的斌椿先生，早已枕着他的《乘槎笔记》，含笑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