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平时不亲热，只知责怪
1908年9月，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学，他发表了《论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强调“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女儿杨朝婴、儿子杨子耘在上海日月楼观看外公画画，摄于1963年。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接受采访时，丰家“老六”丰一吟说：“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丰一吟读完初一，“不想读了”，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但丰一吟没有什么兴趣，在学校，别人学绘画，她逃课去学唱京剧，“父亲没有怪我，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场外花絮
1、“严父”贾政
《红楼梦》中，贾政是贾宝玉的父亲，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人端正甚而近乎迂腐。对于宝玉的叛逆，贾政大为光火，不时打骂，甚至往死里痛打。宝玉写的诗词被斥为“浓诗艳词”，他不爱读书，贾政挖苦道：“你要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作家王蒙认为，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2、“忙人”金庸
作家金庸共有四个子女，长子19岁为情自缢身亡，他曾回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忙”是金庸给次子查传倜小时候的最深印象，“他是报馆老板，又要写武侠小说，不太有时间跟我们交流太多，说话多的场合就是吃饭的时间。”
3、“长离别”钱穆
学者钱穆离开大陆时，次子钱行才16岁，与父亲共同生活仅七年，在他眼中，父亲不苟言笑，“在我们心中始终是严厉的”。钱行一直记得这一幕：父亲课后在书房写作，走过时，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时代流转，再见已是三十年后，离散父子在香港相聚，对于子女曾遭遇的困苦，钱穆坦承“没有尽到责任”，他唏嘘道：“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