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左右的李鸿章。
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其父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他本人早年也曾向曾国藩问学，结下师生之缘。他自同治元年即跻身疆吏之列，及此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成为地位进一步提升的一大契机，其间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获兼任“北洋大臣”之职。此前，设有“三口通商大臣”的专职，管理“北洋”地域三个通商口岸的相关事务。此时该专职裁撤，改为直隶总督的例定兼职，这样其职事就包括直隶一省政务、北洋三口“通商”，同时直接涉及国家外交事务。因此，有人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更有学者说，此时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鸿章在此职任上一干就是20多年(其间因母亲去世而短暂离职)，以直隶和北洋为基地，在操持政务、发展“洋务”事业的同时，也不断强化淮系集团势力。至于外交方面，尽管他不无努力，但限于半殖民地的国家状况，终难有漂亮手笔，屈辱妥协成为其主要表现。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不但在战略上存在误判，而且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议定人，备遭舆论呵责。李鸿章签约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由浙江籍大员王文韶继任。
“非淮非湘”的王文韶，处世圆滑，有“油浸枇杷核”“琉璃球”之称。他对“落势”的李鸿章并未投井下石，数年间政务上无大革新，可算得在前任基础上的延续。及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新政期间，朝局诡谲，慈禧太后为牢牢控制畿辅要区，防范突发事变，让其亲信满人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她发动政变之后，又将荣禄召京。继任者为另一满人裕禄，隔年在“庚子之变”中自杀身亡。此前李鸿章已经东山再起，先任过约半年的两广总督，这时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廷要靠他与外国“议和”签约。李鸿章最后签订了《辛丑条约》，尽管事出无奈，但无论如何也留下了空前耻辱的一笔。签约后不多时日，风烛残年的他就撒手人寰，继任者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曾在淮系要员吴长庆帐下做事，与淮系关系密切，这是其起家的重要阶梯。他从甲午战争期间的“小站练兵”开始染指新军，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利用在清末新政中操持练兵的机会，控制了实力可观的北洋新军，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洋军阀巨头。同时，他在直隶和北洋主政期间，对该区工商、教育等新政事项的操持也不无成效，甚至被视为区域性“样板”。其人于光绪三十三年被内调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表面似乎更被重用，但实际上是清廷移其脱离北洋基地，隔年他就被借故罢职。但因他对北洋军仍能隐然操控，及至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遂得复出并成为能左右清廷的权要，终至利用时机迫清帝退位，而获取民国权柄。
接替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是其亲信杨士骧。此人无大才干，但勉可维持前任旧规，其人于宣统元年病死。其遗职在短暂时间内或护或署之人可以略去不计，实际继任者为无明显派系归属的贵州人陈夔龙。这时清王朝更处风雨飘摇之中，所谓“新政”仍被视为救命稻草，陈氏在其辖区自然也要有所应对，但终归实效难著。清帝逊位前夕，他以病假离任，不日清朝便告寿终正寝。
纵观晚清时期直隶总督的情况，可以看出：该职自刘长佑担任后，主体上发生了以汉族大员替代以前满、蒙大员的格局变化，而汉族大员中，又是以湘、淮系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要员为基干。这三个集团势力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巨，以其要员为基干主政直隶乃至北洋，或可视为晚清至民初政治走势的一个缩影。
作者董丛林，1952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有《晚清社会传闻研究》、《曾国藩传》等，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