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泾浜当时是上海英、法租界的界河。
商人:英汉夹杂 “洋泾浜”语
当中国人在地球的一端摇头晃脑地背诵着“How do you do”时,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渐淡出美国人的口语,Chinglish竟成了一时的风尚。其实,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英语,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商人的口齿间。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的不断攀升,让中国各地的商贩们趋之若鹜。
然而,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学起了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估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泾浜的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似的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
商人们说的洋泾浜英语中有着深刻的汉语烙印,姚公鹤先生就曾说过:“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洋泾浜”英语把rice(大米)说成lice,把fish(鱼)说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说起整句话来,现代的人估计更是摸不着头脑,曾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去拜访两位女士,中国仆人很严肃地告诉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那两位姑娘您现在一个都不能见。年龄大的一位正在楼上洗澡,年龄小的一位不在家,请您赶紧走开,赶紧走开)。
即便如此,但千万别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是下里巴人的专利。董桥先生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听到邻座有人很谦虚地对他的茶友说:“我只会说洋泾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声说:“他也配?”哈哈,可见正宗的洋泾浜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专用语!
当然,“洋泾浜英语”并非上海特有,在广州、澳门、哈尔滨、台湾等地也出现了汉语与当地通行外语相结合的洋泾浜语。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要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点“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泾浜”。当然,你很快还会在英语中见到dama(大妈)与tuhao(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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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学英语
初学时,由于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是很多,毛泽东念英语文章,一个词、一个词查字典对照着念。他的阅读材料包括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以后又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