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1932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做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其中光最基本的饮食开销就要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剩下的钱刨去看病、买估衣（不舍得买新衣服）、走亲戚、随份子，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时候还得欠债，供应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何况读大学！（参见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老舍先生笔下有位骆驼祥子，在北京城里拉人力车，小伙子聪明能干而且省吃俭用，挣一文攒一文，纯收入比城郊的农民高得多，可是他一年到头不休息，最多才能攒下五六十块大洋，假如他和虎妞生下一男半女，能供得起孩子读大学吗？绝对不能。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文坛大腕，如鲁迅、冰心、茅盾、郁达夫、钱钟书、叶圣陶、徐志摩、臧克家等等，都读过大学，甚至在国外留过学，细究他们的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即贵，至少是中产之家：冰心的父亲是海军部次长，徐志摩出身海宁望族，郁达夫的哥哥是大律师兼大法官，钱钟书的父亲是教授，茅盾的父亲是乡绅，臧克家的父亲是地主，鲁迅小时候虽然家道中落，他母亲毕竟还拿得起八块大洋的盘缠，使他得以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进而赶上清朝末年的留学潮，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我倒不是说这些名人之所以有所成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好，而是说在清末以及民国时代，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31年，蒋介石的笔杆子、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陶希圣感叹说：“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陶希圣的描述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基本没有。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好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1935年2月12号《申报》副刊《自由谈》，臧克家专栏《愁来碰人》）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在民国，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女生流传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意思就是说北大的男生暮气沉沉，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则大多没有钱，只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既有钱，又有活力，适合做男朋友。为什么说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大多没有钱？因为所有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没有钱，正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才不得不报考师范大学，有钱的学生都去报考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了。
在民国所有高校当中，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这两类高校的学费是最高的，而且收费项目也很多。例如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那年，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二十四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十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但是物有所值，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
首先是住宿条件好。在北洋政府时期，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发抖；而身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嫌大伙房饭菜不合口味的学生还可以在小厨房里自己做饭吃。
其次，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籍教授。如上海浸会大学，全校五十名教授，其中二十二个是美国人，老师用英语讲课，学生用英语交流，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口语水平高得吓人，只学一两年英语，就能跟老外顺利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