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
从1946年夏天中共东北局在平壤成立办事处，第一支中共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开赴北朝鲜起，中朝非正式“同志关系”就已确立；到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援朝鲜，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再到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正式在法律意义上确立同盟关系，其中的波折起伏，真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唇齿相依”的亲密联盟吗？
面对中朝关系，毛泽东有两种心态：从历史的角度讲，他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于周边小国都要保护，都应该宽容；从现实的角度讲，他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
在冷战的格局中，对于毛泽东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点就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所以，尽管朝鲜战争是中国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实，他仍然不顾个人屈辱和国家安危，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作战。所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形势发生变化，中共需要朝鲜党支持的时候，他不仅容忍了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打击和迫害，还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中朝同盟对于金日成而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他本人统治地位的工具。另一方面，朝鲜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无论在革命理念上还是在现实政治中，金日成明白一个道理，阵营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没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没有朝鲜劳动党的统治。因此，在危急关头，在战争期间，他只能接受莫斯科和北京的主宰，忍受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遭受侵犯的现实。不过，这一经历也更加刺激了金日成的民族主义情绪。当国际斗争的中心转移之后，作为革命阵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金日成巧妙地利用阵营内部(主要是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随机应变，提出了朝鲜独立发展的“主体思想”，其矛头所指，不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京。
在“唇齿相依”这一表象的掩盖下，中朝关系其实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政治联姻”，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共同特征，而根源在于两种结构性弊病：其一，在原始共产主义政党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内和阵营内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也逐步意识到国家利益应该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准则，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些基本原则。因为一旦这样做，就会有人指责你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否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或许，这就是中国和朝鲜在处理他们相互关系时所遇到的逻辑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