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人传说其祖先几百年前在首领萨吉尔迪汗的率领下,从原来“散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地方”也就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迁居到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一带修边堡,从此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一传说有其历史背景。金朝为了防备北方诸多蒙古部族的侵扰,曾大规模地修筑界壕,界壕是包括城墙、壕沟以及边堡在内的立体防御体系,也就是金代的长城。由于界壕的修筑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萨吉尔迪汗率领的契丹人可能就是被金朝强迫征发而来的。另有文献记载,辽亡后,曾有一部分契丹遗民在库烈儿的率领下向北迁徙,今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山,直到明末清初,根河一带的达斡尔族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而达斡尔族一直供奉的本族菩萨也名为库烈佛。
刘凤翥先生《从契丹小字解读达斡尔为东胡之裔》(《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1期)一文认为,达斡尔语中“长”(“首长”的“长”)一词是因袭契丹语,“兔”、“乌鸦”与契丹语相同,“马”、“山羊”、“蛇”、“狗”等词源于契丹语,“仲”、“冬”、“族”等词的发音达斡尔语与契丹语相同或相近。他据此得出结论:“像‘马’、‘山羊’、‘狗’、‘兔’等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最常用的语词,很难用借词来解释,它必然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达斡尔族是元灭金之后,由留居当地的契丹人逐步发展起来的。”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鱼方式与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族至今保持同姓不通婚的习俗与契丹族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式与契丹族的祭天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与契丹族都信奉萨满教,而最具达斡尔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曲棍球很可能源自辽代契丹族的马。
尽管近年来云南契丹后裔成为新闻热点,但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向云南民委反映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引起重视。而到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社科院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云南学者杨毓骧以及内蒙古大学的陈乃雄教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等都先后对滇西保山地区的契丹后裔进行过调查、研究,他们都有文章与著作问世,尤其以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为全面。
云南的契丹后裔分布在保山、临沧两市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自治州,他们自称为“本人”,共约15万人,其中保山市的施甸县是契丹后裔的集中居住地,以阿、莽、蒋三姓居多。据《元史·耶律秃花附忙古带传》记载,耶律忙古带在元世祖时受命征讨云南,后“遥授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卒于军”。耶律忙古带死在云南,其亲戚、部属也大都留在云南,一般认为云南契丹后裔就是这支契丹军队定居云南的结果。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榔村建有一座蒋氏宗祠,祠堂的正门朝东,这与辽代建筑都为东向相一致,保留着契丹族朝日的习俗。正门的两边有一副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说明阿、莽、蒋三姓都是耶律氏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