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25日，陈云同谷牧（左）在一起。
1978年，百废待兴的中国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5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去西欧五国考察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成员中有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等六位部长或副部长级干部。
临行前，邓小平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巧合的是，5月11日，“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文见诸报端。第二天，谷牧率领的西欧考察队抵达法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考察，谷牧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切实感受：“不是我们从《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
从丹麦去联邦德国，丹麦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谷牧认为，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正是这支“侦察兵”，为开放前夜的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情报”与决心。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他的详细汇报。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叶剑英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荣臻元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会后不久，聂荣臻还觉得不过瘾，让谷牧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一进门，谷牧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
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聂帅还留谷牧在家吃晚饭，言犹未尽。谷牧后来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当年谷牧和余秋里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受到批斗）。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
考察和讨论的成果，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笔外资贷款，是谷牧从日本引进的。
当时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而此前的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谷牧的大力推动下颁布施行，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从此开始。一开始全国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等小项目，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却是今后燎原的星火种子。
当时，谷牧接到了日本对华友好人士传来的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极低、搁置时限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争取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开口。经过几轮磋商，1979年9月，谷牧访问日本。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我们已经等候了一段时间。那次访日，谷牧促成了为数500亿日元的中日第一笔贷款协议，年利率3%，还款期30年，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思想禁区，我国迈开了使用国外贷款的步子。
谷牧首次访问日本之前，谷牧的母亲很不解：“你去那个地方干啥？”因为当年侵华日军不仅烧杀掳掠，而且还差点要了谷牧的命。1941年谷牧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斗时，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弹孔。所以她后来在电视里看到谷牧签约场面，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
谷牧后来与六任日本首相都成了朋友，跟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也是老朋友。去新加坡访问时，他送给李光耀一方镌刻着一章《论语》的鲁砚。李光耀风趣地说：中国有句古语“半部论语治天下”，新加坡没那么大，一章就够了。后来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受谷牧邀请当了中国经济顾问，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外脑”。
谷牧回忆录：明白人的一生
1978年王震访问英：我看英国搞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