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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郭沫若在“文革”时的屈辱

获知儿子自杀消息的郭沫若夫妇伤心欲绝,可还要向组织交代情况,为“没有教育好子女”而检讨。


  据郭氏姐妹回忆:

  在郭家的子女中,郭世英最喜欢文学,很早就开始写诗、写剧本,经常与郭沫若讨论问题,而且性格豪爽,知错必改。郭沫若格外喜爱他。

  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回忆:

  郭世英身高一米八零,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时,酷爱运动、体力充沛,是学校的足球门将,而且聪颖过人,20多万字《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

  据曾经参加过x诗社活动的牟敦白回忆:

  郭世英身材结实匀称,前额宽阔,一张马雅科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个真诚的、执著的理想主义者。

  据郭世英的同学周国平回忆:

  我那时17岁,人生的观念正在定向,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大一的同学,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他大我三岁,读书面很广,爱思考问题,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很多名著,感觉突然有了一个很开阔的天地。我在中学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后来和他的接触,使我觉得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多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一见到他扰觉得,这是一个我17年中从未遇到过的人,是个真正过精神生活的人。……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忙功课,为未来的前途努力。但是他不一样,他可以为一个问题连续几天失眠,冥思苦想。在别人眼中,那些问题和日常的生活起居没有任何关系。他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思想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又不能公开说,他的痛苦是发自灵魂的。

  不用过多罗列了。郭世英,是一个真正过精神生活的人,是一个真诚思考时代矛盾的灵魂痛苦者,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青年思想者。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这些,注定要成为悲剧的肇端。

  如果说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后,郭世英更加有能力思考那些让他痛苦不已的问题,那么在中学时代,郭世英就显示出了他独立倔强、好学深思的品格。在公之于世的郭沫若的有关文字之中,最早涉及到郭世英的,是在1960年11月18日致陈明远的一封信中:

  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俩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你们年轻时期就这样好学不倦,将来大有可为。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本来不过是随笔写来的私信,自己留着看看就可以了。须知现在的许多想法,并不一定都正确,将来可能还要改变。特别在哲学方面的文字,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反复修改。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方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对于自己更应该严格要求,不能任性。这个意见,我已经跟世英、民英都谈过。最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也不同意世英的做法,我就放心了。请您再给他写信,加以劝告。祝好!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判断,郭沫若的主要意图,是劝告陈明远、郭世英、郭民英三人打消出版《新三叶集》的念头。看来,郭沫若已经说服了陈明远甚至是郭民英,但郭世英没有被说服。是故,郭沫若请陈明远再写信劝告郭世英。少年心高气傲,哪知世事艰危。郭世英哪里能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新三叶集》固然没有出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世英,离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却越来越远了。他和志趣相同的要好朋友与同学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金蝶等人,组织了一个地下文学组织x诗社。在他们眼中,“x”代表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在当时革命群众和公安部门眼中,赫鲁晓夫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x”,“X”诗社的“修正主义”罪行,是昭然若揭。或许,今天的人们,更应该将“x”,看成是一代有思想的青年,在真理王国独立探险的象征。当时x诗社成员们探讨的问题,诸如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思想文化界流行的专横、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这些疑问在那个时代出现本身,就无异于是向当时主流思想发出的尖锐挑战。

  郭世英是怀着深刻的怀疑精神,带着浓郁的理想主义热情,痛苦而真诚地思索着一代青年所碰到的时代困惑。据牟敦白回忆,当他目睹了郭家深宅大院里的特权景象后,问郭世英:为什么处在这样优裕的环境,还要自寻烦恼?郭世英回答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抛弃舞场、宫廷、情人、白门帘和红玫瑰,他们为了什么?

  当x诗社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后,在北大校园中,郭世英还对最后一次见他的牟敦白说: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

  或许,看看父亲青年时期作品中的豪放个性,再对比一下现实政治中父亲的唯唯诺诺,这更是让郭世英感到无比痛苦和迷惑之处。应该说,郭世英以父亲青年时期的精神形象相期许,对眼前的父亲的言行颇不以为然。他曾对第一次见到郭沫若的牟敦白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x诗社成员张鹤慈的哥哥张饴慈也说过:弟弟几次和他谈起郭世英对他父亲的剧本及报纸上的诗作的苛评。私下里这些对父亲的非议,恰恰说明,郭世英对青年郭沫若的形象是多么的渴慕!可是,他却没有象父亲青年时代那样恰逢放纵个性的时代。

  郭世英和x诗社的离经叛道,终于遭到了厄运。公安部门根据截获的私人信件、油印刊稿,给他们罗列了一系列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政策,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收听敌台、密谋逃往境外……。或许是因为涉案者主要是高干子弟和名人之后(孙经武是解放军卫生部长孙仪之之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孙子),案件性质虽然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定性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这一案件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对此案有批示。或许,正是在周恩来的庇护下,x诗社成员才得以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被判劳教两年,郭世英送农场劳动改造。

  x诗社具体是怎么被查获的,说法不一。

  据罗点点说,x诗社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的。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进监狱。这个同学生计无着,经常窘迫到挨饿的地步。郭世英非常同情这位同学,经常接济他。接触的多,谈得也多。没想到这个同学竟告发了郭世英。

  有人说,在x诗社案件中,郭沫若的秘书起了一定作用:“郭世英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想’案是从他的通信被‘截获’中找到‘罪证’的。其中,组织关系属于‘机要局’的王秘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给郭沫若很大刺激。因此,他几次找出陈明远给他的私人信件,退还给陈,就是为了防止陈的信件再次被‘截获’、被‘无限上纲’、‘攻其—点不及其余’,被当作“修正主义思想”的罪证。”10陈明远乎也赞成这—看法,他在访谈中说:“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的。家信是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我。”

  网上那份未经证实的当事者张鹤慈访谈,更有耸人听闻之说,认为是“郭沫若夫妇勃然大怒出卖亲生儿子”。由于真相迄今不得而知,现将这一材料抄录于下,供识者辨察:

  当是郭世英有个北大的同学曹天予,参加了x社活动,后来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通知了公安局),告他们的反动活动,而惊动当局。由于儿子牵涉在内,最初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想把他们保下来,说要带张鹤慈和郭世英南下,去参观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张鹤慈说,实际是想避一下风头。

  对郭沫若,x社的这批有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很瞧不起他,对他之为人为文都是否定的,私下说了很多大不敬的话。郭世英也同意他们对其父的评价,只是强调,“他是我的父亲”,郭世英的生母是于立群。

  这个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家告密时,将x社年轻人私下对郭沫若夫妇“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告诉了于立群。张鹤慈说,“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这一说法,可能是过多的猜想所致。该说法漏洞百出,比如据牟敦白说,x诗社案由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13处)处长李岩老太太负责,根本不是公安部管辖的。即使这一材料的情节属实,那么“郭氏夫妇出卖儿子”的说法也属妄断。即使郭沫若知道了x诗社成员对他的大不敬,也不会糊涂到不分轻重、意气用事的地步。更何况对郭世英的从轻发落,何尝不是出于周恩来和郭沫若多年的友情?

  这件事过去多年了。正如牵涉进x诗社案件中的牟敦白所说的,“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有一天会曝光,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12我们也期望有一天,这一案件的档案能够曝光,看看到底郭世英是女口何犯的案。

  x诗社案件,毫无疑问为郭世英罹难,种下了直接的祸根。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被从轻发落的郭世英到河南西华农场,跟随一个植棉劳动模范参加农业劳动。1965年秋天,返回北京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学习。没想到,回来还不到三年,年轻的生命就葬送在造反派之手,死时还不到26岁。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一个精神战士,就这样在残暴中,凋零了青春的生命之花。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过精神生活”的杰出的青年人。这也是那样一个时代,少数值得历史留下一笔的曾发出过灿烂光彩的青年人。

  据罗点点说,多年后听到一个说法:周恩来曾痛心地说“世英是为我而死……”。还有人说,周恩来曾愤怒地对郭沫若说:“迫害世英,不仅是针对你郭沫若,也是针对我周恩来。”那时分管农业大学红卫兵运动的,是王力、戚本禹、关峰等人,这些激进的“五一六”分子,造反造昏了头,很有可能将矛头对准了周来来,妄想揪出从轻发落郭世英背后的周恩来。

  郭世英到底为何原因被迫害致死,迄今仍然是个谜。或许谜底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对郭世英来说,求仁得仁,以死换来思想和生命的尊严。对郭沫若来说,老年丧子,人生之大悲剧。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两个儿子先后离他而去,这是人世间多么残忍的事情。

  • 责任编辑: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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