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锦江饭店，这次却被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陈丕显向罗解释：“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直到下车，陈丕显才不得不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
大家都知道罗瑞卿性子很刚烈，为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击采取激烈举动，在周恩来、邓小平与罗谈话时，陈丕显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陈丕显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商量，对罗瑞卿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
性格决定命运，或许这话说得不错。饱受屈辱的罗瑞卿铁下心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个月后，他在北京终于找到机会，从隔离审查的楼上一跃而下。他命大，阎王没有收他。人没死成，但下肢残废了。苦熬到“文革”结束，为治疗这条残腿，1978年，罗瑞卿远走异国他乡寻医问药。可是，最终断腿还是要了他的命。在德国手术成功的次日凌晨，罗瑞卿心肌梗死辞别了人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灭亡的一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这次会议开得奇怪，被批判的主要人物，却被隔离在会场之外。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全程搞的是“背靠背”的方式。哪怕让他亲耳听听别人是如何“揭发”的，哪怕给他十分钟的“最后陈述”也好。从这个层面讲，罗瑞卿还不如一个三堂会审的罪犯。
没有被批判对象，并不妨碍林彪夫妇对罗瑞卿的控诉，他们更加地肆无忌惮、信马由缰地为罗捏造各种罪名。
会上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仅这些揭发材料，就足以让罗瑞卿吃不了兜着走。同时，会议上还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口诛笔伐。
“批罗”最积极的还要数叶群，她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叶群不仅会上发言，会下还在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只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定了一个调子就不再参加了。其他会议议程就交给了林彪。从12月9日开始，会议就由林彪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批判罗瑞卿。这一批就是一个星期。会议最后一天，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所有的阴谋陷害，精心策划，就是这样的结果。
罗瑞卿倒了，林彪才能站得更稳。
12月的上海，阴冷而潮湿，作为“文革”第一批靶心的“彭罗陆杨”四人，他们的生死密码已在“文革”之初编写完毕，谁也难逃厄运……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这次会议最后做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这些污蔑之词，今天已经完全得到澄清，它们纯系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人明白事出有因也无济于事。
杨尚昆被撤职，罗瑞卿被批判，陆定一和彭真也坐上了火山口，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泽东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罗瑞卿蒙难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