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历来王朝中期都会出现危机，也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没有活路的农民起来造反，这是为什么
一个王朝到了中期，统治时间长了，开国时新鲜的劲头失去了，惰性出现了，对国家的治理渐渐弛缓了，各种矛盾开始孕育，土地兼并激烈起来，赋税逐渐苛繁，贫富分化开始严重，吏治走向败坏，腐败现象滋生，统治者奢靡浪费开始成风，对外战争迁延不决，农民小股起义出现了。这时一些有见识的统治者开始指陈时弊、倡言改革。改革针对国计民生，更重要的在经济方面，希望能够减轻一些农民负担，减轻一些经济危机、财政危机。
西汉汉武帝时候，任用张汤、桑弘羊改币制，统一用五铢钱，另外还有一些办法如均输平准，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控制贸易，控制商业，也限制大商人的实力膨胀，改善一些财政经济状况，改善一些人民的生活。
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财政非常乱，收入很少，就重用刘晏改盐法，把盐改为专卖，收盐税。盐税是一种间接税，交税以后，盐价涨，消费者买的是高价盐，实际上就交了税，现代国家的税法大部分都是这一类。杨炎行两税法，把税制整顿清理集中，主要收一个土地税和户税，收税由收实物改为原则上收钱，这办法起过一些作用。
北宋王安石进行税制经济方面的改革。明朝张居正行“一条鞭法”，把很多苛捐杂税、各种正税杂税统一征收，来减轻人民负担。到清朝康熙时候，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候实行“摊丁入亩”，丁税取消，改成田税，收税标准看土地多少而不是看人口多少，土地税与人头税脱钩，此后人口增加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的末世，终于引发了严重的危机，横征暴敛，吏治败坏，贿赂公行，人民困苦，尽管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然而整个王朝就像滋生了毒瘤，已经无可救药，其中最黑暗的东汉、唐后期和明这三朝还来了个最腐朽的宦官专权。国家机器像一辆重载的破车，顺着下坡一直往前开，速度越来越大，最后只有一个办法，掉到悬崖底下，翻车摔了。那时候改也不行，不改更不行，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各种矛盾来了个总爆发，没有活路的农民起来造反，旧王朝也就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毁灭了。
七、两千年王朝兴亡史的启示
从两千年王朝兴亡史中，可以认识到：
第一，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原因往往在于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
一个新王朝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崛起，痛定思痛，往往很注意吸取农民起义的教训、旧王朝灭亡的教训。西汉初年一些人经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亡秦的覆辙，唐太宗也是不断以隋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训。明清之初也是如此。新王朝统治者们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措施，这是那些新王朝的统治者们在初期取得成就的最大原因。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剥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灭的教训，但也可以不接受。尤其是羽毛丰满，势力强大后，就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另外，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王朝兴起时往往很注意整饬吏治，像西汉、唐朝甚至包括明朝都是这样。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就是吏治的腐败，怎么治也治不过来，它就完了。
历代统治者对待农民，对待吏治，所崇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民本”思想，“民为邦本”，国家基础在于老百姓。“民为邦本”很重要，但各级官吏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对待人民要“牧民”，让他们吃饭吃好，不要打架，像放牧牛羊一样。“牧民”这种态度在古代是一种很进步的思想，但是现在看就不够了，局限也在这里。
跟“民本”相对应的是“民主”思想。我感觉中国历史上对“民主”好像不大讲究，好官清官讲究的是“为民做主”，所以有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有一段时间脍炙人口，我看这个还是差一点。各级官员应该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光是为民做主，还是用上下级的关系、还用统治被统治的关系看待官民关系。唐太宗很强调皇帝和老百姓是船和水的关系，“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处理好，坐起船来很方便，处理不好，就掀起风浪，把船翻了。这里主体还是统治者，老百姓是被统治者，是一个只是受动的客体。中国历史上一再讲到“为民做主”，讲到“亲民”、“为民父母”、“爱民如子”、“民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总还要差一点。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不是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它应该像螺旋形一样，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但是这种上升发展的势头到宋朝以后受到了阻碍，不如欧洲。
欧洲从十字军东征，十一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像意大利这些地方，早期资本主义因素就出现了。大概十三世纪以后，伟大的文艺复兴出现，十五世纪航海地理大发现，打通印度航路，发现美洲，环游世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随着文艺复兴，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西方一些国家疯狂掠夺分割殖民地，种种矛盾出来以后，欧洲引发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进一步要求，出现产业革命，欧洲开始现代化，历经发展到了今天的现代社会。
中国宋代以后，历史发展虽然看起来是在回旋，可是发展停滞，以致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也受到阻碍。几经周折到现在一百多年，中国现在还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还不能说是一个发达国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本世纪中期以后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距离很发达国家还差一步。
回到六十年以前延安窑洞里，当时黄炎培讲到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时候，不无忧虑地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就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民主新路，正是从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专制封建统治开始，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那条民主道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谈话，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我们几经艰难踬蹶，至今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努力前进，也至今仍在体制上和机制上为实现民主、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而努力。我想这就是王朝兴亡周期率给我们的最大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