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是中外闻名的蒋介石研究专家，两个月前他发表了一个“惊天秘密”（《抗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蒋介石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3月号），说是蒋介石在二战期间曾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但是细读之后，大有虚惊一场之感。
德军反希特勒无需蒋介石“中介”与“策动”
凡是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人，对于战争期间部分德军将领试图推翻希特勒及其纳粹统治，应该耳熟能详，绝非什么“秘密”，但若说此事由蒋介石策动，确是“惊天秘密”。然而在这篇高论中仅有一小段文字与所谓蒋介石“策动”直接有关：“蒋介石终于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做出决策，派齐焌赴瑞士，运动德国军队倒戈，并且将有关计划报告罗斯福”，便无下文。我们不知道蒋介石如何在中立的瑞士运动德军倒戈？“运动”的经过与事实何在？向谁“倒戈”？报告给罗斯福的又是什么计划？均无交待。“倒戈”是投向敌方，绝对与事实不符。那些德军将领早于1942年之前就想要推翻希特勒，原因是为了与英法等盟国议和，避免全面战争，出于爱国心，何待蒋介石策动，又何来“倒戈”！？至于说德军要求蒋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更有违常识。反纳粹德军将领与敌方，尤其英国方面，早有管道，何须由蒋介石中介？固不必说当时之中国已自顾不暇，有何能力干预别国的内政，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亦无特别交情，由蒋转达有何方便与好处？据杨文所述，蒋介石也未曾向盟邦提出过此事，只向在白宫访问的宋美龄发了一封电报请她转达，但宋美龄是否转达，也没有下文，也未见罗斯福响应的纪录，只能说不了了之，毫无影响。杨文在最后一节，述及1944年德军反希特勒的未遂政变，极力将之与蒋扯上关系，若谓曾向“蒋介石表示”忠诚的“法肯豪森将军也被捕了”，以落实所谓由蒋“策动”，实在过于牵强。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于二战末期担任比利时与北法军事首长，他像隆美尔等元帅一样，参与反希特勒，绝对与蒋介石无关。另外杨文特别提到宋子文于1943年4月7日经过齐焌汇三万美元给在瑞士的军火商人克兰（Hans Klein），好像落实了蒋介石金援反希特勒德军的事实。其实，自1942年底到二战结束，德国反纳粹地下组织与盟军在瑞士的接触主要是通过美国战略服务处主任杜勒斯（Allen Dulles），何必要由一个军火商通过齐焌经由蒋介石转达？
至于1944年那场“政变”，牵涉到德军将领之多，层次之高，根本不需要外来的金援。这三万美元在杨文里也下落不明。宋子文说，给了钱；齐焌说，收到钱并给了克兰。但我们不知道齐焌是否吞没了这笔钱，也不知道那位在反希特勒运动中名不见经传的军火商是否收入自己的口袋，不然的话，又如何用在反希特勒的活动上？全无交待。在杨文里蒋与德方的联系均由齐焌转手，连德方的回信也是由齐焌转述，不见原文，以至于有不少阿谀奉承蒋氏的话，显然是齐焌的加料，以讨主子欢心。最有趣的是，齐焌的德国朋友也会像中国人一样在信里跟他称兄道弟。换言之，德国人的回函都是齐焌的笔调。我们并不怀疑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但这些材料并不能说明蒋介石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
杨先生如多读一些西文数据，包括德军将领的日记以及战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bunal）的证词，大概不会轻易作“蒋介石策动德军推翻希特勒”的惊人之语。杨文所用唯一的所谓德方资料，是一本1960年出版的英文畅销书，记者夏伊勒（William Shirer）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History of Nazi Germany），而他所依赖的又仅是中文译本。笔者未见中译本，不知是否有误导之处，但可以断言的是，杨天石没有细读这本厚达一千二百余页的原书，不然他一定会发现，书中没有一丁点蒋介石“策动”的影子，不少德军将领一再试图推翻希特勒，别有其故而与蒋介石绝对无关，也许就不至于如此信心满满。
德军将领为阻止侵略战争而反希特勒
希特勒于发动战争之前，经过他的纳粹党五年有余的经营，权力已相当稳固。在极权暴政之下，任何反对运动都难以生存，唯有靠军队的实力才能推翻这位法西斯元首；然而军队原是其独裁体制之一部分，德军将领们对希特勒能摆脱欧战后凡尔赛条约的束缚，莫不感到欣慰。所以勃洛姆堡元帅（Field Marshal Werner von Blomberg）在纽伦堡大审时作证说：德国将领们在1938-1939年之前无人反对希特勒，因尚无反对的理由。当希特勒决定要发动侵略战争时，才有将军有重启欧战的疑虑，可能导致德国的败亡，重蹈上次大战的覆辙，遂试图阻止希特勒。就在希特勒决定攻打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至少有三位掌握兵权的指挥官同意参与逮捕希特勒的行动，以免因捷克与英法开战，其中包括卫戍首都柏林及其邻近地区的司令员维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将军。未料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为了避免战祸，采姑息政策，同意将捷克的苏台德（Sudetenland）拱手让给希特勒。此举助长希特勒席卷捷克的决心，使反希特勒的德军将领感到为难，因而派遣克莱斯特（Edwald von Kleist）前往伦敦告知英方，德军将领大多反对侵略捷克，如果英国政府领导人出面严正警告纳粹侵捷之后果，德国将领将会阻止希特勒。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General Franz Halder）更派出其个人代表，一位退休的陆军中校去伦敦与英国军方及其情报部门接触。反纳粹德国将领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秘密通过德国外交部与驻英使馆，希望英方对希特勒持强硬立场；如果英法能够坚持，德军准备对付希特勒。于此可见德军中反纳粹将领一开始就是自发的爱国心，为了自己的祖国不卷入无法获胜的全面欧战，主动要求英法配合，英法反而不甚积极。然则，何待外力“策动”？更何待1942年由蒋介石来“策动”？很难想象有其他学者会认为德军反希特勒运动是由外力策动的。
反纳粹德军将领为了防止希特勒发动战争，曾通过管道警告伦敦，希特勒将于1938年9月间全面进攻捷克，希望英国政府协同法国明白宣示将以强硬军事响应。英法情报单位绝对知道德军中的反战声音，然而由于英法政府对捷政策的软弱，不免使柏林卫戍司令维茨勒本对阻止希特勒的行动，感到犹疑。换言之，如果由于英法姑息，入侵捷克不会引发大战，对德军将领而言，反希特勒便无意义，又有何理由逮捕希特勒将其审判？当希特勒能够不战而为德国取得大片领土，任何德国人有何话可说？亦因而失去及早推翻纳粹政权的良机。1946年2月底纽伦堡审判将结束时，德军前参谋总长哈尔德明确告知一位参与审判而来自纽约的年轻律师，就因为英法领导人同意与希特勒和谈，他才取消推翻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既定计划。这位年轻律师追问，如张伯伦不到慕尼黑求和，希特勒就会被推翻了？哈尔德回答说，一定会举事，但成败则难逆料。哈尔德更进而说明兵变成功的条件有三：其一要有明确具魄力的领导，其二群众有意相随，其三有恰当的时机。其中并无外援，更无蒋介石的金援与策动。
为免战争扩大而推翻希特勒
德国不战而并吞奥地利，更证明反纳粹将领的忧虑是多余的，使希特勒声望大增，甚至被认为是德国史上难得的天才，加强了他在欧洲、在德国、在德军中的地位，纳粹控制德国之军、警、民也日益严密。当希特勒决定要粉碎波兰时，一年前想要推翻希特勒的维茨勒本已不作此想。他离开柏林，前往西线统领一支集团军。哈尔德也不再要去除希特勒，反而埋首于攻打波兰的计划书。杨文提到的军中经济专家汤姆斯将军（General Gerog Thomas）担心会爆发世界大战，但希特勒告诉他，已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订盟，可无此虑。不过，当希特勒要在西欧扩大战争，并声言英国被痛打后才会和谈，使哈尔德等将领感到沮丧。他们又面临若不除掉希特勒，则必将奉命攻打西欧，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此时希特勒于闪电战击败波兰后如日中天，欲去除他，非靠军队莫办。但军民均受到纳粹的洗脑，反纳粹将领一旦发动兵变，深恐会造成举国疑惑与混乱，故极力欲与英方以及教廷保持联系，希望英法不要乘兵变造成乱局时，进占德国。对反对希特勒穷兵黩武的德军将领而言，推翻希特勒是德国唯一的希望，但问题是如何能做得到。德军参谋长哈尔德又成为要角，他在纽伦堡审判时提到，德国野战军面对全装备的敌军，不可能阵前背叛，所以他才想到统帅预备队的佛洛姆将军（General Friedrich Fromm），佛将军则愿听命于陆军总司令。
当时的陆军总司令是勃劳希契（Walther von Brauchitsch），后来升任为元帅，为了劝阻希特勒扩大战争，他不惜渲染德军士气低落以及军中充满失败主义等等。但希特勒因此大为震怒，怒责总司令是怎么干的，如有这等事你枪毙了多少人？总之你们是不想打。勃劳希契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也提到此一不愉快经验，希特勒的气焰与强词夺理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不久之后发生过炸弹谋杀希特勒事件，此举与反希特勒将领无关，纳粹特务亦指称由英国情报人员所为，但真相未明。
希特勒决意在西欧大战一场，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想要辞职，但希特勒不准，厉声道：“我们要像每一个战士那样，完成职责！”这一天是1939年的11月23日，是希特勒压过德军将领的一个里程碑，他自认为他的政治与军事判断比他的将军们高明，不惜用暴力来镇压他的反对者。无论勃劳希契还是哈尔德，在希特勒的气焰下，为顾全大局，竟无所作为。直到1941与1942年的冬天希特勒在苏联失利，又重燃德军内部反纳粹的希望。事实上，当希特勒一路狂胜之际，很难说服德军兵变；然而当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当在半年之内损失百万雄师的时候，当许多名将被独裁者解职与羞辱成为替罪羊的时候，将军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推翻狂人统治，而唯一有实力推翻暴君的仍然是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