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曹聚仁收到了恩师邵力子寄来的一封信，要他到北京去。曹聚仁便从香港北上北京。7月16日，周恩来邀请曹聚仁在颐和园夜宴，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聚仁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8年10月4日，毛泽东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在这前一天，新加坡《南洋商报》于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三日专讯”，将中国核心军事机密和盘托出，神通可谓大矣。一时间，《南洋商报》名声大噪。各国记者、特工也蜂拥香港，纷纷打探，郭宗羲何许人？
“郭宗羲”就是曹聚仁。据曹聚仁的儿子曹景行回忆，1958年8月，毛泽东再次接见曹聚仁，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透露了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
1956年至1959年间，曹聚仁先后11次北上大陆，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接见。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
夏衍曾说：“据我所知，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是曹聚仁。”
写传记不说“马屁话”
柳哲说，曹聚仁可谓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总字在500万字上下。
如曹聚仁写的第一本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1948年由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就恰如其分地写出蒋经国的功过。曹聚仁既以较多的篇幅反映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时的种种业绩，但他也不避讳蒋经国性格的阴暗面。“一个人总有他的黑暗面的，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很多了。”曹聚仁也没有将蒋经国奉为神明，而道出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蒋经国。
1956年，曹聚仁出版了《鲁迅评传》，也没有把鲁迅奉为圣人。还是在上世纪30年代，鲁迅看到曹聚仁收集了不少他的资料，就问他：“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曹聚仁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
曹雷、曹景行昨天在来信中说：“要不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我们姐弟俩不可能赶赴澳门奔丧。现在，父亲的作品差不多都已在内地出版或重版，为许多喜欢他文字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父亲如地下有知，一定会感慨万千。”
他们眼中的曹聚仁
著名民主人士、自视甚高的柳亚子先生于1936年3月13日写信给曹聚仁：“我觉得在今日的言论界中，头脑清楚，又使我佩服的人，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恐怕只有你曹先生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程思远2000年在纪念曹聚仁诞辰100周年时评价：“曹聚仁先生青年得志，20多岁就在大学教书，是学者，他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思想有系统和精深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研究会会长方汉奇在纪念文章中评价：“曹聚仁先生涉猎很广，干什么都出色当行，而且都有丰硕的成果。当教授，他是名教授；当记者，他是名记者；当作家，他是名作家。他一生写下4000多万字的作品，称得上是著作等身。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像他这样高产的，除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和林语堂之外，似乎还不多见。成名的新闻记者当中，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找不出几个。”
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孙郁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评价：“现代报人中，文章最有学问家气质的是曹聚仁先生。我上大学时第一次读到他的港版《鲁迅评传》就欣喜不已。那样的书，在学院里是写不出来的。中国文人，直陈历史时，要么因褊狭而走极端，要么因学识不逮而得知皮毛。像曹聚仁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很少见到的。曹聚仁就是个与世俗不同的人。我们现在纪念他，一是要感叹他的史家境界，二是他的自由精神。”
著名学者陈漱渝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曹聚仁是以多方面业绩展示自己才华的人物。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曹聚仁以‘海外哨兵’的姿态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很多至今仍然鲜为人知的工作。他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和极其丰富的论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饶有兴趣的逸事，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的话题。”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12年7月16日为纪念曹聚仁先生逝世40周年题：道德文章救乱世，针砭时政天下惊，两岸奔波为统一，爱国为民留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