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共许多元老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金庸就是通过这次为期月余的各地参访及与各级共产党干部的接触，才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与了解。金庸回港后对记者谈到中国共产党时这样说：“第一，我相信中国大陆，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说来，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我发现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自１９８１年金庸亲往祖国内地访问后，他主持的香港《明报》更加主动、及时、全面、客观地报道和评价内地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准备在１９９７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金庸的《明报》显得更为旗帜鲜明。１９８４年春天，金庸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书，将他亲笔撰写的《明报》社评汇编成集，出版后他又将此书寄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参阅。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金庸又一次从香港来到内地参观访问。这次，他在北京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与金庸的谈话，内容也非常广泛。金庸从北京返回香港后，把与胡耀邦总书记的谈话要点凭记忆整理出来，然后在他主办的《明报月刊》上发表出来，在东南亚地区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一时期的金庸，对中共和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入一步。尤其对中共中央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中所取得的成绩，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１９８１年夏天，金庸在北京和邓小平会见并到１３座城市进行考察参访以后，对香港记者谈起中国内地经济是否繁荣一事时，还曾有所保留地说：中国内地“经济繁荣还谈不上，和外界先进地区相比，那差得远，也比不上台湾，但是和前几年相比，可繁荣得多了”。１９８４年当金庸再访内地时，经过对几座城市的实地考察，他认为中国内地的经济正处于腾飞的前夜。而且他承认内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加让人鼓舞的巨大变化。金庸在京与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会晤后，与中共许多革命前辈和元老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当他听说王震很喜欢他的武侠小说时，就在香港将一箱装满封笔之作《鹿鼎记》的小说寄往北京。王震在接到金庸的赠书后十分高兴，还亲笔给金庸写了一封回信，以表示谢意。
不久，金庸在香港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香港１９９７年回归祖国怀抱的准备工作，这是作为报人和作家的金庸首次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这一时期的金庸，已经开始从繁忙的《明报》编务工作中退居二线，他一面积极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草拟，一面开始了学术研究和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对祖国内地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他采取了乐观其成的态度。金庸远离编务后，曾经先后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兼任该校中文系的名誉教授。１９８９年《明报》创刊３０周年的时候，金庸毅然辞去社长职务，而改为专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