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言”的匕首意义
如今再去琢磨公安部门当时因何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但我哥哥瓜子和李君旭出狱后最终因此案得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我哥哥瓜子最后由中共浙江省委和公安部先后下文彻底平反，但蛐蛐儿最终拿到手里的却是《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红头文件上的标题对我哥哥是“平反决定”，对蛐蛐儿则是“复查结论”。“复查结论”中虽然肯定了蛐蛐儿“是积极反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同时也指出“其做法是错误的”。“总理遗言”在那个历史时期起到的像一把投向四人帮匕首的作用，正式的文件中是不会提的，那样的社会意义只能留在老百姓心里。
我在拙著《重返1976》中对于蛐蛐儿、瓜子，包括其他当事人因此案身体受损曾经有过非常详细的描写。蛐蛐儿逝世后，《文学报》就此书对我做了一个专访，记者直截了当地问我：书里充满了种种玄机。比如，你书中提到的蛐蛐儿和瓜子之间的很多奇妙的重合，还有瓜子大病初愈，救他性命的沈医生却跳楼身亡。发生在生活中的这些玄机，总让人发出命运无常的慨叹。你对命运一说持何种见解？我当时的回答是：经历了人生旅途中的种种，走进知天命的年轮，大概可以对命运说点见解了。我从来都以为这个世界背后有许多看不见的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这种东西并不因为我们看不见或者不了解它就不存在了。这种东西是和每一个人的命运有关联的，它是不可抗拒的。命运是一条长河，人是长河上漂荡的一只小船。长河流向哪里，天地间有着一定之规。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要走向死亡，每一个生命的尽头都是一座寂寞的坟茔。
蛐蛐儿、瓜子后来的命运
蛐蛐儿和瓜子是前后脚发病的。瓜子先被查出得了肝炎，在家隔离休养了两个多月，觉得自己症状基本消失，差不多病愈时，他首先想到去看蛐蛐儿。那是在1989年夏天，夏时制实行的第一天。正是这一天，蛐蛐儿在家中突然发病，口吐鲜血躺在地上；正好去看他的瓜子见状赶紧背起人高马大的蛐蛐儿，将他送到医院抢救。自己得肝炎还在休养的瓜子背着200多斤的蛐蛐儿跑上跑下，抢救时他又一直守在门外，等蛐蛐儿做完开颅手术抢救回来时，瓜子只觉得两腿一软，虚脱了一般。低头一看，两腿肿得像透明的棒槌，做了生化全套，指标很吓人，结论更残酷：肝肾综合征。医生说，我哥哥瓜子得了肝炎，本身就像一张薄纸，一绷，破了。肝肾综合征，几乎可以说是不治绝症。
蛐蛐儿住的浙二医院和瓜子住的浙一医院中间隔了一条河，但却没有隔断彼此。两条逃脱牢狱的年轻生命又因为疾病再次纠缠在一起。瓜子这场病一生就是六年，其间生生死死，三次病危。瓜子很坚强，几次重大的、逆转性的冒险治疗全部自己做出决定，最终起死回生，至今仍活跃在工作岗位上。而蛐蛐儿手术后基本卧床，脑子清一阵，糊一阵，已经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关于这一切的种种人生故事我在《重返1976》这本书里已经写得很详尽，在此我不想再赘述细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我对《文学报》记者提问的回答，是自己心中真实的所想，但我知道，我心中其实还有另一个答案，天地间确实有许多未解的玄机，蛐蛐儿和瓜子之间有许多奇妙的重合，但命运的缰绳有一个头还是拽在自己手里的。生活很多元，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遗体告别仪式后，所有“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不约而同地都没有离开，大家都想再送蛐蛐儿最后一程。在遗体火化室外面排队等候了很长时间，天空一直凄凉地下着潇潇冷雨。有人问了一句，怎么没看到J(蛐蛐儿的前女友，她的人生命运曾因蛐蛐儿和“总理遗言”而彻底改变，她和蛐蛐儿的爱情故事恐怕是《重返1976》中最柔软和浪漫，同时也是最凄凉的一章)，她来了吗？马上有人回答，来了，告别仪式后就悄悄走了。
又有人说，看到蛐蛐儿前妻送的花圈了，没有放在醒目的位置，而是混在众多友人送的花圈中(蛐蛐儿的前妻优雅、美丽，我相信她的人生也有很多无奈)。而我没有说出来的是，我看到了发短信问我追悼会具体时间的那位前省委宣传部领导送的花圈，一看就是专门定制的，是用很少见的一种白色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不大，但挽联上的悼词让人心酸落泪。
我知道，一段历史从此彻底结束了。一个小人物做出过的大事情，即便曾经撼动过中国，影响过一代人，但当你化作一缕青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时，有谁还会记得呢？
走出火化室时，冷雨中站着一个留着披肩发戴眼镜的女孩，她手里拿着一本《重返1976》问我，你是袁敏吗？我说是。她说，能给我签个名吗？我问她你怎么会看这样的书？我以为20多岁的年轻人不会对那段遥远陌生的历史感兴趣。女孩告诉我，她是南京财经大学的学生，《重返1976》这本书，她看了好几遍，每次看都要落泪。她早就想来看蛐蛐儿了，觉得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活得太丰富太精彩了，与他们相比，她活得太苍白了。从报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直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来，为了赶上见蛐蛐儿最后一面，她前一天就坐长途汽车赶来了。
我在女孩的书上签了名，心里有一丝安慰，我想告诉蛐蛐儿，除了物欲、拜金、娱乐等等之外，今天还有这样的年轻人为你当年的热血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