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前后两人的合作与分歧
1919年毛泽东等湖南学生创办《湘江评论》刊物后，以此为阵地宣扬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推动了旨在摆脱湖南军阀统治的“驱张运动”的开展，并在年末轰动一时的赵女士自杀事件中抨击封建礼教制度。这一切均受到陈独秀的关注，1920年1月初，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对于湖南青年学生予以高度肯定，他说“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1920年11月，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中共成立之后，毛泽东的才干以及在湖南取得的成绩深受总书记陈独秀的欣赏。1921年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通过湖南劳工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一万多名工人和群众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太平洋会议的示威游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组织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多次受到陈独秀的表扬。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惟独表扬了湖南，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从此，毛泽东作为陈独秀的重要助手，与之共同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顺应了历史潮流，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根据党的“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形势的要求，他们代表党中央联名发出了中共中央通告第13，14，15，17，21号（1924年）等文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同时在中共党内，他主要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湖南农民的经验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反对该文章里表示的意见，并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称“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在该时期，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问题。在大革命中，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十分重视农民运动，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而陈独秀对中国国情相对比较隔膜，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时隔十余年后，毛泽东对此事依旧耿耿于怀，“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2.国共合作问题。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作的政治报告中，依旧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主张退让，导致大革命功亏一篑。对于此事，毛泽东认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3.领导作风问题。陈独秀在他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出了自信甚至自负的一面，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甚至认为其具有“恶霸作风”，不免伤害到同志的自尊心。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是这么指责陈独秀的：“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综上所述，毛泽东与陈独秀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式和命运密切相关。两个人起点相近，继承了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冲决网罗”的精神，不满于社会现状，力图改造中国社会。在陈独秀的带动下，毛泽东与其几乎同时成了共产主义者。开始，他们因思想相近、目标相同而成为师生，进而又成为同志；但后来又因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差异和对斗争策略选择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两人命运的迥然不同，也暗示我们只有正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否则，只会成为历史的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