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大游行未能奏效
1970年前后的美国校园，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大陆因为尚未开放，鲜有留学生赴美，总计人数近万人。
当时，港台留学生对于台湾当局普遍持有两种态度：激烈的反对和相对平和的改良，由这两种态度而派生的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感，也既有向往，亦有疏离。
因为钓鱼岛的归属关系中华民族的荣辱，留美学生中的不同政治立场得以共归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
1971年1月29日，北加州金山湾区9所高校的500名留学生在伯克利分校的呼吁下，自发集结在旧金山市，掀起了“保钓”游行示威活动。时间定在1月29日，暗合当年的“12·9”爱国学生运动。
香港理工大学刘佩琼教授至今记得，当天阳光明媚，她和加州州立大学的同学们天没亮就坐着两辆大巴赶至旧金山。游行队伍从圣玛丽广场出发，沿路经“台北派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以及日本领事馆，并向当时的“总领事”周彤华递交了呼吁台湾当局捍卫领土主权的请愿书。
丘成桐则对记者说，他在游行中亲眼目睹身边的朋友被不明分子袭击，“眼镜都被打破了”。事后他才知道，几乎在同一天，纽约市、芝加哥、西雅图和洛杉矶均发生了类似的留美学生“保钓”游行。
“保钓”的浪潮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激荡着美国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但“1·29”游行之后，台湾当局并没有及时作出积极回应，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和软弱举措，再度催生了更大规模的华盛顿“4·10”大游行。
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是属于中国留学生的世界。华府宪法大道与二十三街的广场上，来自全美三十余所高校，17个地区的近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于此。“保钓”运动达至高潮。
张信刚为了参加这场游行，丢下待产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连夜开车，从布法罗奔赴华盛顿。更多的留学生从罗德岛，从密歇根，不惜十几个小时的夜车赶至，甚至加拿大“全加中国同学联会”亦风尘仆仆赶到。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高唱《毕业歌》、《黄河大合唱》。威斯康辛大学学生甚至自创了“钓鱼岛战歌”，留学生满含热泪，振臂呐喊“中国，站起来，起来！”
时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钱致榕在日本使馆前登高一呼，慷慨陈辞，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典故痛斥拱手交让钓鱼岛为汉奸卖国之行为，场下掌声雷动，34年后，每忆及此，钱教授澎湃依旧。
历经半年的激情之后，“保钓”意识虽然在留学生心中扩散，但“保钓”行动却没有造成任何现实上的改变，台湾当局鲜有动作。留学生们越发意识到，钓鱼岛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仰仗于中国的真正强大，而两岸分裂的状况让他们更为深入地关注到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保钓”运动开始从最直接的钓鱼岛问题延伸至两岸统一的讨论上。
“4·10”游行结束不久，1971年的秋天，博士毕业的丘成桐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他又积极参与了该校的国是讨论会，“每星期一次，我几乎都去，算是比较积极的一位。”他不喜欢发言，总是在一旁倾听，“知道了许多关于新中国、两岸关系的事情”，“两岸统一”成了经常闻及的词汇。
1971年9月安娜堡国是讨论会在密歇根大学召开，全美高校的100余名“保钓”精英齐聚一堂，就“保钓”行动的发展方向出谋划策，议题渐渐从单纯的爱国保土集中于促进两岸统一之上，这成为“保钓”运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幕。
华裔学者的身影
“保钓”运动甫一开始即以“第二次五四运动”自况，甚至打出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以作比照。
连续两次的游行示威让美国的新闻媒体对于一向沉默的中国学生的印象为之一变，而真正让他们开始关注到游行示威背后所蕴藏的巨大国家力量，则更多地依仗当时已近功成名就的著名华裔学者。
“4·10”华盛顿游行后，各地“保钓”成员合捐6万美元在 《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整页的大广告，表明钓鱼台列屿应是中国的领土，是为留学生就钓鱼岛问题向美国社会的公开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