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儿浮出水面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层当时重权在握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瓦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这样的折磨显然比当年课桌下那个留级女生用脚狠狠踢他踩他要痛苦多了。蛐蛐儿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他有他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他也有他丰沛的才情和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写作能力，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和他的青年伙伴们一起谈论国家兴亡，谈论人民群众的情绪，谈论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在大家谈到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就像当年父辈离家闹革命一样上山打游击时，他也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当那些公安人员戴着大盖帽红领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多少年以后，我曾经问过哥哥：你恨过蛐蛐儿吗？因为我知道曾经影响我哥哥生命历程的一场大病，病根就是哥哥因为“总理遗言”案被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的。哥哥很久没有回答，目光穿过窗外飞向遥远的地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的，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绝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可是…… 所以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
历史改变人生
1979 年公安部给他重做的结论一下来，蛐蛐儿更是咸鱼翻身，先是从车间调到了科室，在团委当干部，后来又当上了厂团委书记。脱产当干部以后，蛐蛐儿又有了比较多的舞文弄墨的时间，他的文学才华再一次显现出来。他开始创作文学作品，写诗歌，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他写的中篇报告文学《啊，龙！》获得了首届全国报告文学奖。去北京领奖的时候，有人在众多人中把他介绍给周扬，从不在大场面怯阵的蛐蛐儿，仿佛不经意间告诉周扬，自己就是“总理遗言”制造者。“这么年轻”，周扬对面前这位年轻轻就获全国文学大奖的英俊才子，显然引起重视并赞赏有加。以周扬当时的身份，他对蛐蛐儿的特别关注，加之蛐蛐儿第一次为浙江省拿到了全国的文学大奖这样旁人无法掠美的荣誉，蛐蛐儿的前程一度阳光灿烂。
从北京领奖回来以后不久，蛐蛐儿就被调到了《浙江日报》评论部，专门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由于《浙江日报》是省委党报，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基本上代表党的喉舌，蛐蛐儿作为一个刚刚从工厂调到报社的年轻人，却一下子成了“本报评论员”这样重要的笔杆子，这让全报社上下都对他刮目相看。他的文章观点新颖大胆，文笔犀利老辣，一时间，他在报社炙手可热。他先是成了可以长驱直入报社总编社长办公室的非常人物，继而又有了经常被省委宣传部部长亲切召见的特殊待遇，连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来浙江，也会将他找去住地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凡被高层领导亲切接见并长谈后，蛐蛐儿的兴奋总是溢于言表。虽然他在报社里经常被羡慕和妒忌的眼光追随，但他几乎是视而不见的。他的心，他的眼睛，他的头脑不知不觉中开始朝上，甚至朝上上了，对周围或者下面的一切他大多是忽略的，这样的忽略对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但他当时是不可能意识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