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是不甘罢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的‘暗箭’，又怕共产党把桂系军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被迫主张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
“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我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刘仲容的回答有点无可奈何。
“李宗仁呢？”毛泽东吸了口烟，紧跟着问。
“还有争取的可能性。主席，我没能很好地完成您交我的任务……”刘仲容内疚地说。
毛泽东打断了刘仲容的话，“那不关你的事。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希望德邻先生在解放军渡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李宗仁仍寄予希望，并表示了十分宽大的态度。
13日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作《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说明，并重申了中共对这个草案所持原则。张治中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将提出修正案。
15日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
会上，周恩来指出：经过第一次正式会议后，我和文白先生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并宣布4月20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
经研究，南京政府代表团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决定派黄绍竑和屈武携带文件于次日返回南京请示。
16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研究。
会上，李宗仁首先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对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去北平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
但在“解放军过江”这一关键问题上，李宗仁仍是举棋不定。
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心，同黄绍竑围绕签字与否，激烈交锋。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李宗仁坐在一旁，听由双方争吵，一言未发。他心里明白，如果他表示同意，就会同军方发生冲突。仍在幕后操纵的蒋介石只要一句话，就会把他轰下台，甚至有生命之危。如果他不同意，则是自食其言，失信于民。退一步说，即使他批准代表团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也不能保证贯彻实施。
思前想后，李宗仁还是不敢接纳和议，只得将签字权推给了“和谈指导委员会”。同时，为了免受蒋介石迫害，他又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这实际上等于拒绝签署和平协定。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可见，李宗仁当时的苦闷与无耐。
20日，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北平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声明不同意签字。
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摧毁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
23日清晨，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乘专机飞往桂林。
此时此刻，李宗仁心情凄凉无比，“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比……”
当晚，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
在桂林，李宗仁召集广西军政首脑商讨时局。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因此，纷纷建议李宗仁在广西与中共言和，实现局部的和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更是语重心长地规劝李宗仁：“德公，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
李宗仁内心十分矛盾，自觉国民党在“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却又依旧坚持“不成功则成仁”，想做“断头将军”。于是，李宗仁断然拒绝了与中共再度和谈的建议。
不久，白崇禧、李品仙等人也来到桂林，一致反对与中共和谈。白崇禧更是声色俱厉，大骂这些人是投降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