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视徐蚌会战为其个人与“党国”最后成败之所系，这场战争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打到一九四九年的元月十一日，为时六十五天。国民党军的战史中述明双方战损数字时，称：“是役，×军伤亡四十六万二千余人，我军伤亡失踪三十万零四千零七十员。此次徐蚌会战，×军动员作战兵力约八十余万，我军兵力四十五万。”这项战损数字，显与中共方面提供之数字大相径庭。现今，大陆方面一般的说法，国民党军参战兵力为八十万人，共军参战部队人数为六十万人，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有五十五万五千余人被消灭。
遭此重大挫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竟称“但以当时实际情形言之，我政府尚保有长江以南及整个西北与华东华北之大部地区，更有陆海空军之强大实力，足资坚守。”并在一月二十日，蚌埠失守之次日，“召见军政长官，面加督责，盖以彼等工作不力也。”
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蒋介石下野，他在下野前一刻，招来国防部长徐永昌，令其携手书，到北平晤见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李文，信中称：“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动，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然而，对蒋介石而言，确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徐蚌会战惨败，南线战场国民党军精锐尽失，而由徐永昌急飞北平交给傅作义的亲笔信函，墨迹未干，北平又传来令蒋介石错愕的消息。
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的文书侍从，在这一天的工作记事中写下：
是日，傅逆作义扬言，“北平局部和平”，并与共×成立休战条件，按傅逆作义与共×成立之所谓“休战条件”十三项，其内容大略如下：“自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允许共×派员在城内成立双方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所有我方军队除留少数维持秩序者外，皆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郊外，于到达驻地一个月后，开始实行整编。”此实无异将北平地方及所有驻平之我方军队，完全交与共×，任其宰割矣。
事后，国民党军的战史记录，则称“……地方民众为避免牺牲，保全古迹文物，要求和平停战，守将傅作义亦意志动摇，期与×谋局部和平，终于元月二十三日，相约退出北平，迄二月二十一日，即全部分化解编。”
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结束，迫使蒋介石必须暂时走下权力舞台，退居幕后。唯一可惜的是，蒋介石似乎不能从战场上一连串的失利惨败中汲取教训，深自悔惕，反而在其日记中频见各种遁词。比方他在日记中，竟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斯大林、马歇尔、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而未见只言片语对自己领导风格的缺点、国民党当局政经决策的诸多失措进行反省。他说：“此次革命剿×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而乃失败于俄史（史大林，即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实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盖以马歇尔误听俄共之宣传与英国之中伤，对于其本国之利害与中国之存亡，以及太平洋之安危与全世界人类之祸福，皆置而不问，而唯以个人一时之爱恶，专泄其私愤，今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悲剧，已不能免，马歇尔实应负其全责也。”
对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纷纷变节投降，蒋介石似乎亦不能痛彻反省，何以部属志节不坚？何以高级将领不服从指挥？何以大部队纷纷叛变投敌？蒋介石不论究其关键因素何在，反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之投×又使我多得一经验，即凡已投降一次者，而其将来对其他敌人亦无不可以投降，凡已叛变一次者，而其将来亦必有二次三次乃至无数次之叛变。为文武干部者，能不慎始自爱，时加戒惧乎哉！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将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乃至无所不为矣。”蒋介石所谓“已投降一次……将来亦必有二次三次乃至无数次之叛变”的论调，日后更无限上纲，成为台湾时期蒋氏父子冷落降将、甚至排拒降将不准其入境台湾的理论依据。蒋介石不以能力拔擢人才，纯以主观思维判夺忠奸，引为任用官吏之准据，难怪有蒋氏“宁用奴才不用人才”之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