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美〕李克、李又安著，青珂译，群众出版社1958年出版
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看到了一部很有趣的书：1958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
作者是一对年轻的美国新婚夫妇：李克（Allyn Rickett）和李又安（Adele Rickett）。1949年前后，他们分别在清华和燕京大学学习中文，同时利用工作生活之便，为美国海军部提供中国社会情况的报告。所以，他们在1951年因为“替美国在共产党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被捕。两人在中国监狱服刑4年后，被驱逐回国。著作是他们对改造经历的回忆。
李克夫妇是1949年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亲眼看到中国民众的悲惨境遇，美国教授的奢华和中国教授的寒酸生活，体会出学生、教师渴望变革和“解放”的心情；他们参加了学生们的国庆游行，感受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口号，看到解放军秋毫无犯的作风以及他们眼中闪出的“荣誉的光芒”。1949年又是一个充满对抗和变动的年份。即使经历了北京围城，李克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一度充满了信心，认为中国需要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承认和援助。但是1949年7月1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说，把李克的理论“打得粉碎”；就连他们领事馆的人员都认为，此后两国将面临着公开的政治战了。美国政府做出了政策调整，希望抛弃了蒋介石政府、加入到联合政府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外选择道路，甚至在8月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白皮书，公开号召“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站起来，这样，“华盛顿方面就等于公开宣布了他们企图扶助推翻共产党与其同盟者所建立的人和政府的活动”。连李克都认为，“白皮书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第31页）。而李克在北京的直接任务，就是探听他们所希求的同盟者的反应，对于李克，主要是清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通过和清华教授的接触，李克不安地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进步的快慢虽然不同，但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走，而我和又安则在朝相反的方向走”（第37页）。李克原本认为，青年人的转变可以理解，因为其中大部分是从革命大学短期理论学习班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不过是个性不成熟的孩子；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大学里受过西方教育、为李克所尊重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时，他还没有意识到所面临的意义重大的变革。李克觉得，这些人有坚实的西方教育基础，要动摇他们对于西方思想的忠诚，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的好几位亲密朋友都完全转过身来反对西方，他震惊了，“感到非常沮丧和伤心”。特别是1951年，李克“怀着厌恶的心情眼看着燕京的教师和学生举行了一系列冗长的群众自我检查会”，面对着同事、朋友、亲人和大堆人群，“他们痛斥自己过去崇拜西方的奴隶思想”，“情绪激昂”甚至“禁不住痛哭流涕”。李克难以理解的是，“除了集体环境的巨大压力以及朝鲜战争产生的高涨的爱国情绪之外，看来这种集会并没有应用任何压力”（第122页）。然而正是朝鲜战争，成为李克夫妇个人生活上的转折点。
李克29岁生日那天，中国军队雄赳赳跨过了鸭绿江。他们意识到中美关系恶化对个人前途可能带来的威胁，希望尽快回国。但是事不遂人愿，在反击国民党特务和破坏分子的运动中，他们先后被逮捕，开始了4年的牢狱生涯。
“改造”在李克夫妇的中国经验中，是最核心的关键词。中国人积极“改造思想”的场景，不时在李克脑中浮现，现在轮到他这个美国人了。
他参加9号监房的学习，阅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听大家谈“地主是怎样得到土地的”；讨论并不限于毛泽东论文的范围，这让李克感到更真实地认识了中国的乡村，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成为‘中国通’的本钱天天都在增加”（第133页）。但是他承认，他们都低估了监管人员，并不是他们所设想的喊几声“毛泽东万岁”或者是“斯大林万岁”就可以过关的。当他想用轻松的自我检查来浑水摸鱼时，引起了组长的愤怒。李克也被激怒了，豁出去说：“我搞不通我为什么不能请律师。”这个思想立刻遭到大家的批判，有人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人只要有钱请律师，几乎可以把任何罪行都推脱干净；只有穷人才进监狱。更厉害的是，要是在旧中国，你甚至连律师都不要请。你只要向领事馆打个招呼，他们立刻就会把你要出去”（第156页）。这样的回答当然不符合李克所熟悉的“传统习惯”，但是他觉得无法反驳。虽然他承认，“革命在本质上就是反对墨守法律的”，不能用常规法则来要求当下的法权。但是落实到个人，这个规则未免显得冷酷。
“改造”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点点滴滴地进行。除了交待罪行外，李克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大家对于美国的看法。比如黑人问题、政治腐败、公民自由、匪徒组织等，都是引起争论的话题。
